陈述。

母亲于六十七岁被肝病夺走了并不高的寿命。她的肝病几乎是在一夜间爆发的，但病历少说有半个世纪，用大姑和大姑夫的话说，父亲就是她的病灶—我不想以自己口吻说，是为了避嫌，也是为了切实表明，这是一种客观真实：嫁给父亲后，母亲的肝病就上身了。我幼时对母亲最深的记忆，就是她咬着牙、噙着泪在拆父亲的毛线衣：一件肉色的、箍着两条蓝色腰线的毛线衣，是母亲送给父亲的定情物，母亲一次次将它拆了又织，织了又拆。年少的我并不知母亲为何要这样，以为这是毛衣的一种拆洗方式，像洗衣服一样，长大后才知道，这是母亲对父亲表达恨和绝望的方式，像奶奶给父亲上家法、上吊一样。奶奶通过惩罚父亲来泄愤，来教训父亲，母亲是自罚，拆了又织，织了又拆，像终生被巨石苦役的西西弗。毛衣拆了可重织，肝脏坏了可重织不了，从一丝丝坏，到一条裂缝，到两条、三条……到全线崩塌，这是一个必然过程。我不知道中途出过多少次险，只知道有一天母亲突然深度昏迷，三天后撒手人寰。我紧赶来送终，总算听到她说最后一句话：“把我和你们爹葬一起……”小妹说，这是她昏迷后唯一念叨的一句话，没有多一句，反复来回说，已经说了一千遍、一万遍。我又一遍遍听着，不可阻挡地想见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针针织着父亲的毛衣。毛衣又会拆，母亲又会织，一遍遍，又一遍遍，这是一个神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