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述。

一九九五年，秋天的一天，深夜三点多钟，小妹给我打来电话，要我给她搞把枪。我问怎么了，她第一次用仇恨的口气对我骂她一直引以为豪的丈夫：“他是个大混蛋！我要把他杀了！”当然我搞不到枪，搞得到也不会给，我只能用空洞浮夸的鸡汤语言抚慰她那颗被失去丈夫的恐惧和另一个女人羞辱刺伤的心。那时我已出版两本书，并被有关部门调去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主观和客观均赋予我一个头衔：作家。写作说到底是写人，所以我必须要认识人，研究人，研究时代。那天晚上，我从小妹的痛哭和谩骂中听到了这个时代的脚步声和心跳声，我们开始疯狂追逐金子的炽热和身子的柔软，像我曾经追逐洗心革面一样。这是一场新的革命，注定要有人付出代价，小妹，你就认了吧，恕我直言，像你这样的妇人—也是富人—今后可能只能过一种日子：穷得只剩下钱，连一颗丈夫的忠心也剩不下。我要偏激地说，这世界，男人最坏，越成功越坏；这时代，成功的男人都欠女人一个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