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8章 南德四邦彻底倒戈

北德意志邦联崩溃的消息传到慕尼黑的时候，路德维希二世正在新天鹅堡的建筑工地上。

这座城堡是他梦中的宫殿，童话的幻影，是他用来逃避现实世界的象牙塔。他站在脚手架下面，仰头看着那些尚未完工的塔楼，手里攥着一卷建筑图纸，图纸上画着哥特式的尖顶和拜占庭式的拱廊。他的建筑师格奥尔格·冯·多尔曼站在他身后，手里拿着一支铅笔，正在解释下一个阶段的施工计划。路德维希二世没有在听。他的目光穿过脚手架，穿过那些裸露的砖石，望向远方的阿尔卑斯山。山巅的积雪在秋日的阳光下闪着白光，纯净而遥远。

一个侍从从山下跑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手里拿着一封电报。他的靴子踩在碎石子路上，发出急促的、凌乱的声响。侍从跑到国王面前，弯下腰，双手把电报举过头顶。

路德维希二世接过电报，展开，看了一眼。

他的手开始发抖。不是那种轻微的、不易察觉的颤抖，而是一种剧烈的、从手腕一直传到手指尖的抖动，抖得那张纸在他手里发出细碎的沙沙声。他的脸色在几秒钟之内从苍白变成了灰白，嘴唇上最后一点血色也褪去了，像是一张被水泡过的水彩画，所有的颜色都在慢慢化开、流失、消失。

多尔曼建筑师上前一步，想要扶住他。路德维希二世推开他的手，动作粗暴而不耐烦，像是被一只不该出现的手触碰了。他转过身，背对着他的城堡，背对着那些脚手架和未完成的塔楼，一步一步地往山下走。他没有骑马，没有坐车，只是走。他走得很快，快得侍从要小跑着才能跟上。他的长靴踩在碎石路上，发出单调的、机械的声响，一下，一下，又一下。

慕尼黑王宫里，他的内阁大臣们已经聚齐了。

他们围坐在枢密院会议厅的长桌旁，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同样的东西：恐惧。不是那种会被说出来的恐惧，而是那种藏在眼睛深处、藏在嘴角的抽搐里、藏在手指无意识的颤抖中的恐惧。他们看着会议厅的门，等着国王到来。桌上摆着几份文件，最上面那一份的标题是：“北德意志邦联解体暂由解放政府执政公告——柏林，十月二十一日。”

路德维希二世走进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他没有看任何人，径直走到长桌的主位，坐了下来。他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完成一个精心设计的仪式。他坐定之后，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场每一张脸。那些脸上有皱纹，有白发，有疲惫，有焦虑，有恐惧。他看着他们，像是在看一群陌生人。

他把那份电报放在桌上，用食指按住，慢慢地推到桌子中央。

“柏林，”他说，“没有了。”

没有人接话。

“普鲁士，”他又说，“没有了。”

还是没有接话。

“接下来，”路德维希二世说，“是谁？我们？”

巴伐利亚的首席大臣冯·普福滕伯爵站了起来。他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臣，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出来的，但他的腰板依然挺直，说话的声音依然沉稳。他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二十二年，经历过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战争，经历过德意志邦联的解体，经历过无数次的危机和动荡。但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危机。

“陛下，”冯·普福滕伯爵说，“北德意志邦联已经崩溃，霍亨索伦王室逃亡，柏林被暴民占领。普鲁士作为一个国家，至少在短期内，已经不复存在。”

“不复存在，”路德维希二世重复了这四个字，像是在咀嚼一块没有味道的食物。

“陛下，”冯·普福滕伯爵继续说，“现在的问题不是普鲁士还能不能站起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站得住。”

他展开一张地图，铺在桌上。那是一张德意志南部的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线条标出了各邦的边界。巴伐利亚在东南，符腾堡在西南，巴登在符腾堡的西侧，黑森-达姆施塔特在更西边，夹在巴登和法国之间。四条不同的颜色，四块互不相连的土地，被一条共同的命运拴在一起。

“我们的北面，”冯·普福滕伯爵的手指从巴伐利亚的北部边界向上划去，“是已经消失的普鲁士。不是普鲁士的土地消失了，是普鲁士的政权消失了。那片土地上现在没有政府，没有秩序，没有法律。只有饥饿的人群和拿着木棍的暴民。”

他的手指转向西边。

“我们的西面，是法国。”

他停顿了一下。

“不是战前的法国。是打赢了马恩河谷会战的法国。是歼灭了普鲁士二十一万大军的法国。是施泰因梅茨和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都成了阶下囚的法国。”

他把地图推到路德维希二世面前。

“陛下，我们已经没有选择了。”

路德维希二世看着那张地图，看了很久。

他是一个年轻的国王，只有二十五岁，比塞利伊莎大几岁。他有一张英俊而忧郁的脸，蓝色的眼睛总是带着一种迷离的、像是在看着远方某个不存在的东西的神情。他爱音乐胜过爱政治，爱建筑胜过爱战争，爱幻想胜过爱现实。他建造新天鹅堡，不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座伟大的建筑，而是为了给自己建造一个可以躲进去的梦。

现在，梦碎了。

“法国，”他慢慢地说，“塞利伊莎·德·波拿巴。”

他念出这个名字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仇恨，不是敬畏，不是仰慕，而是一种复杂的、混杂着所有这些情绪的东西。一个二十岁的女人，比他小五岁，却在战场上击败了普鲁士的二十一万大军，然后坐在巴黎的杜伊勒里宫里，等着整个欧洲来朝拜。而他呢？他在阿尔卑斯山的山脚下盖了一座永远盖不完的城堡，用幻想来填补现实的空洞。

“给巴黎发电报，”路德维希二世说，“我要亲自去见她。”

符腾堡的卡尔一世国王做出决定的速度，比巴伐利亚的年轻国王快得多。

他是一个务实的人，五十七岁，头发已经花白，但眼睛还很亮，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指敲桌面，像是在给每一个字打拍子。他坐在斯图加特王宫的书房里，面前摆着三份文件：第一份是马恩河谷会战的战报，他已经读了七遍了。第二份是柏林革命的消息，他已经读了五遍了。第三份是巴伐利亚国王即将前往巴黎的密报，他刚刚收到。

他的王后奥尔加坐在他旁边，手里织着一条围巾，灰色的毛线在她手指间穿梭。她没有说话，只是偶尔抬头看一眼丈夫，然后又低头继续织。

卡尔一世把三份文件叠在一起，用拳头压了一下，像是要把它们压实。

“巴伐利亚去了，”他说，“巴登也会去。黑森也会去。如果我们不去，我们就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法国人会把最差的条款留给我们。”

王后奥尔加停下手中的针线，抬起头看着他。

“你要去巴黎？”她问。

“我要去巴黎。”

“去见那个法国女皇帝？”

“去见那个打赢了战争的人。”

王后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低下头，继续织围巾。

“去吧，”她说，“别空着手回来。”

巴登的弗里德里希一世大公在收到消息后的第一个小时就做出了决定。

他是一个精明而果断的统治者，五十四岁，以头脑清醒、手腕灵活著称。他的公国不大，夹在符腾堡和法国之间，像一个被两块巨石夹住的核桃。他清楚地知道，在这种位置上生存的唯一法则就是：永远站在赢的那一边。

他站在卡尔斯鲁厄王宫的地图室里，面前是一幅巨大的欧洲地图，地图上用红笔标出了法国和普鲁士的势力范围。红色的墨水从巴黎一路向西、向东、向北蔓延，而普鲁士的黑色墨水正在一片一片地被擦掉。他的手指从卡尔斯鲁厄出发，向西划了一条线，越过莱茵河，越过阿尔萨斯，一直划到巴黎。

“给法国大使馆打电话，”他对身边的侍从说，“告诉法国人，巴登大公将在两天后抵达巴黎。”

侍从犹豫了一下：“陛下，要不要先和其他几邦协调一下？”

弗里德里希一世大公摇了摇头。他拿起一支红笔，在地图上巴登的位置画了一个圈。

“不需要。去了自然能见到他们。”

黑森-达姆施塔特的路德维希三世大公是最犹豫的一个。

黑森的位置太要命了。它不像巴伐利亚那样远在东南，有阿尔卑斯山做屏障。也不像巴登那样紧挨着法国，倒向法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黑森在莱茵河的右岸，北面是普鲁士的威斯特法伦省，南面是巴登，西面隔莱茵河与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相望。它像一块夹在门缝里的手指甲，不管门往哪边开，都会被夹到。

他坐在达姆施塔特的王宫里，手里握着两份电报。一份是巴伐利亚国王发来的，建议四邦共同行动，统一立场，集体倒向法国。另一份是普鲁士流亡政府发来的——如果那还能叫政府的话——呼吁黑森“信守承诺，忠于同盟”。

路德维希三世大公看着这两份电报，苦笑了一下。

信守承诺。忠于同盟。

普鲁士自己都跑了。国王跑了，首相跑了，军队散了，柏林被暴民占领了。一个连自己的首都都保不住的国家，跟别人谈承诺？

他叫来了他的首相冯·达尔维克。

“准备马车，”路德维希三世大公说，“去巴黎。”

冯·达尔维克点了点头，转身要走。

“等一下，”大公又叫住了他。冯·达尔维克转过身来。

路德维希三世大公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绪。

“你说，”大公的声音很低，“法国人会怎么对我们？把我们当盟友，还是当战败国？”

冯·达尔维克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实话：“陛下，我们没有战败。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参战。我们只是普鲁士的跟班，连跟班都算不上——我们只是站在普鲁士身后、被普鲁士的影子罩住的人。现在影子没了。我们站在光天化日之下，法国人想怎么看我们，就怎么看我们。”

大公闭上了眼睛。

“去吧，”他说，“准备马车。”

四邦的代表几乎同时抵达了巴黎。

巴伐利亚的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最先到，他乘坐的专列在十月二十三日的黄昏驶进了巴黎东站。他没有穿军装，而是穿了一件深蓝色的礼服，胸前别着一枚巴伐利亚的狮鹫勋章。他的脸色苍白，嘴唇紧抿，目光躲闪，像是怕被什么人认出来。站台上没有欢迎的人群，没有军乐队，没有红地毯。只有一辆黑色的马车和几个法国外交部的官员，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像是来接一个普通的旅客。

符腾堡的卡尔一世国王当天晚上到达。他穿了一件灰色的军装，戴着一顶镶金边的军帽，下巴微微扬起，努力保持着一种尊严的姿态。但他的眼睛出卖了他——那双眼睛不停地扫视着周围的一切，像是在评估每一个可能的威胁。他走下火车的时候，左脚绊了一下，踉跄了一步，被身边的侍从扶住了。他甩开侍从的手，咳嗽了一声，挺直腰板，大步朝马车走去。

巴登的弗里德里希一世大公第二天早上到达。他是唯一一个面带微笑的人。他穿着一件剪裁考究的黑色礼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拄着一根银头手杖。他走出车厢的时候，向站台上那几个法国官员脱帽致意，用流利的法语说了一句：“巴黎的天气比卡尔斯鲁厄好多了。”法国官员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接什么。

黑森-达姆施塔特的路德维希三世大公最后一个到达。他的火车晚点了两个小时，因为他让司机在半路停下来，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里坐了半个小时，独自抽了三根烟。没有人知道他在这半个小时里想了什么。当他终于走出车厢的时候，他的脸色灰白，眼睛红肿，嘴唇上还有烟灰。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径直上了马车。

他们被安排在杜伊勒里宫附近的几家酒店里。不是同一家酒店。法国人似乎有意把他们分开。巴伐利亚的国王住在里沃利大街上最豪华的莫里斯酒店，符腾堡的国王住在隔壁的卢浮宫酒店，巴登的大公住在河对岸的拉丁区，黑森的大公住在更远的蒙马特。四邦的代表们试图互相联系，安排一次集体会面，但法国人礼貌地告诉他们：“皇帝陛下的日程很满，请各位耐心等待。”

他们在巴黎等了两天。

这两天里，巴黎的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关于马恩河谷会战的报道。每一个细节都被放大，每一个英雄都被歌颂，每一个普鲁士人的尸体都被数了一遍又一遍。报纸的标题一个比一个夸张：“马恩河谷——拿破仑一世以来最伟大的胜利！”“塞利伊莎大帝——欧洲的新主人！”“普鲁士的葬礼——二十一万具棺材”。报摊前排着长队，每一个巴黎人都想买一份报纸，带回家去，一遍一遍地读。有些报纸在上午十点就卖光了，下午加印的也卖光了，第二天再加印，还是卖光。

四邦的君主们坐在酒店的房间里，读着这些报纸，脸上的表情各不相同。路德维希二世把报纸翻了两页就扔在一边，走到窗前，看着巴黎灰蒙蒙的天空，不知道在想什么。卡尔一世把每一篇报道都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用铅笔在重要的地方划线，然后在空白处做笔记。弗里德里希一世大公读完之后，微笑着把报纸叠好，放在桌上，然后从行李箱里拿出一本法语语法书，翻到中间，开始复习动词变位。路德维希三世大公读着读着，把报纸放下了，然后拿起另一份报纸，读了五分钟，又放下了。他拿起第三份报纸，这次读了不到两分钟。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站了一会儿，又坐回去，拿起第一份报纸，从头开始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