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奶奶，奶奶听了就哭。

话说回来，父亲从早上六点钟开工，到下午四点钟收工，出十个小时工才得十分工，稍为迟到一下就扣掉两分，叫人心疼得很。关金第一次扣父亲工分时，父亲不服气跟他争，父亲说：“你凭什么扣两分，就算我迟开工一个小时，也只能扣一分。”这是对的，一天做十个小时才计十分工，等于一个小时一分工，父亲迟到一个小时当然只能扣一分工。这个算学很简单，谁都会算。但关金说：“你料不舂好，怎么派料？你料派不出去，人家做纸的怎么做纸？拿手指头做啊！人家开不了工，要等你派料，干等着，不是浪费时间嘛。你迟一个小时又浪费人家一个小时，不就是两个小时，不就是两分工。”

听起来关金说的也有道理。他有道理，又是小组长，又有增福、增富两兄弟助阵，怎么争得赢他？只好活活扣掉两分工。父亲不是设法解决问题，而是瞒着。于是，一而再，再而三，不争气的父亲！

天总是要亮的，母亲知道后，心如刀绞，一夜没睡，怕父亲又睡过头，重蹈旧辙。要说六点钟出工，五点半钟必须起床，打鸣的鸡都还在睡觉呢，家里又没个闹钟，是极容易睡过头的。这夜，母亲一直熬到五点半钟，把父亲叫醒，送走了，又上了路，走了二十里山路，去了外公家—工厂交公后，外公带外婆回了老家骆村。母亲这次来可不是来当女儿，而是做小偷，偷了外公的闹钟。是真偷，不是假的。我们外婆是出名的小气婆，他们村里人都叫她地主婆，就是骂她小气的意思。你如果跟她讲道理，把天讲破了，她也不会把闹钟给我们家，哪怕借。

奶奶说：“这不是一只鸡，这是闹钟，是一只铁鸡，谁晓得要多少钱，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就是说，只有偷。

既是偷的，就要给它找个藏的地方，外婆必定会来找的。可这是每天清早都要用的东西，藏哪里好呢，你总不能把它藏到屋顶上去吧。偷它来就是要靠它来叫父亲起床，藏起来怎么行？必须放在床边，最好放在床头，人睡觉时伸手拿得到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又要避开人眼睛，不好找，最后母亲找了个地方—父亲的夜壶！这地方绝了，我们都没想到，外婆更没有想到。事实上，外婆第二天就来我们家找闹钟了，她笃定丢失的闹钟在我们家，而且笃定一定能找到，找到了笃定拿走，不用说的。外婆是个凶巴巴的老太婆，地主婆，吊着一双三角眼，不爱说话，说话就骂人。她骂外公是狗，我妈是狗，我爹也是狗—更加！如果三个人都在一起，为了区分，她骂外公是老狗，我妈是死狗，我爸是癞皮狗，总之都是狗，只有她自己是人。

那天外婆就是这样，一边这个狗啊那个狗的骂着，一边从楼上找到楼下，从被窝翻到箱子，从跳板上寻到床底下，就是找不到闹钟。有一会儿，她看见了夜壶，就在床底下，像只癞蛤蟆一样蹲着。我以为这下完了，但外婆认出这是一只夜壶后，马上捂住鼻子退开，好像闻到了一股尿骚味，臭死了。嘿，其实昨天晚上她女儿（母亲）才用开水泡过它，又用肥皂洗，怎么可能臭？臭是心理作用，因为夜壶给人印象总是臭烘烘的，好像烟盒总是香的，总残留着烟丝，夜壶总是臭的，总残留着尿液。夜壶就是尿壶，因为冬天太冷，起床撒尿麻烦很，一般人家都备一把夜壶。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寻思，如果没有这把夜壶，母亲会把闹钟藏在哪里，藏的地方不对，外婆把闹钟搜走了又会怎样？后面的问题我觉得很严重，前面的问题我觉得很有趣。对小孩子来说，有趣比严重更有吸引力，所以我想得多的是前面的问题。那年我十岁，在读小学三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