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蓦地抬头问：“他还能回来吗？”

回是回来了，只是……怎么说呢，父亲回来的样子太丢脸！他被剃成大光头，胸前挂一块大木牌子，上面打着红叉，还写着好多难听话，什么“反革命分子”“狗汉奸”“卖国贼”“坏分子”等。这些字我全认得，你不认得也没关系，校长喊口号时可以听懂的。我们校长是城关镇人（暂时在农村磨砺），普通话讲得呱呱叫，每次村里开大会，总在台上领头喊口号。那天上午上完最后一节课，我们得到通知，今天下午公社要在村里开批斗大会，不上课。

中午，关银一直在广播里喊，要大家下午去祠堂里开批斗大会。我不知道批斗的人是我父亲，专门赶去看，看到戏台上坐满一排领导，都是公社来的干部，我们校长坐在最边上。来开会的社员像汛期的鱼一样，一拨拨来，很快祠堂里人多得要死，闹哄哄的，比过年看戏还要多。我们小孩子、小学生都被挤到半空中，有的爬上梁，有的架在大人肩上，有的像野猫一样蹲在屋顶，更多的挤在厢房二楼窗栏前。我就在厢房二楼一侧，挤在一堆同学间，倚仗窗栏，引颈张目（犹如鹤望）。时值盛夏，炎炎烈日火烧似的，烧得祠堂屋顶的片片黛瓦冒出青烟，加上人多，祠堂里又热又闷。我们不怕，无所谓，因为有好戏等着我们看；乡村生活太单调，任何好事坏事都成了我们乐处。

在我们校长一阵振臂高呼的口号声中，两个端枪的民兵押着一个大光头，从后台冲到前台。从我的位置看过去，大光头没有手，只有一只肩膀，肩膀上勒着一根粗麻绳—手其实被反剪在背后。我也看不到他身子，因为大木牌把他身子全挡掉，只露出膝盖以下的半条小腿。但很快小腿也看不到，因为押他的人用枪托砸他膝窝子，他不得不跪下去。他跪下去时我兴奋地叫了一声啊，好像我们胜利了。但就在这时，我看到他的目光，我一下认出，他是我父亲！

父亲什么都变了，头顶光了，两颗门牙不见了，两只耳朵出奇地大，两个腮帮子深深地凹进去，像两个陷阱，可以填两个鸡蛋。以前，父亲有一头黑发，长长的，他常用一截凤尾竹管在火上烤热，烫头发，把头发弄成带卷的；这也是他作为潦坯的一个突出证据，父亲确实因此一下从人堆里独立出来，英俊，洋气，神气，城里人一样。以前，我都没印象父亲有耳朵，现在它们像两只插偏的绵羊角一样，斜插在光溜溜的两鬓，显得出奇之大，让他变得像一头怪兽……虽然我无比认识父亲，但我确实无法认出这个父亲；虽然我认不出这个没头发、没门牙、耳朵出奇大、奇瘦、像怪兽的人，可我认识他的目光，那是我最初看见的两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