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从后来推算时间看，父亲出狱的同一天，我正好坐在火车上，带着刚恋爱的甜蜜，欣喜地赶往省城，去参加军区宣传部组织开办的一个新闻干事短训班。既是短训班，时间当然不会长，只有一周，认识的人倒不少，几十个，都是笔杆子。这些人中有一个人特别的，是当红诗人，我早在家乡时就听刘主任讲起过他，后来又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上多次拜读过他诗作。我曾无数次想象过他的尊容，大个子，国字脸，长相英俊，举止潇洒……事实上却是小个子，老头子，五十来岁，又矮又小，骨瘦如柴，弱不禁风，像个老病号，走进教室时像被风吹进来的，摆着两只手，没有脚步声。因为人矮小，小号军装都显大，像借来的样子，穿在身上显得一点不精神，失去军装的威风。他的两只眼睛分得很开，而且左眼似乎有点斜视。他身上唯一见精神的是额头，方的，饱满，亮堂，有力，跟他的年纪和萎靡的神情形成明显落差。

他是来给我们上课，端端正正坐在讲台上，脸像石头凿的呆板，目光斜视，身体像机器似的动作单调，周而复始，一根接一根抽烟，一篇接一篇背自己和毛主席的诗。不多久，教室里烟雾弥漫，烟灰落满他衣襟和桌面，烟屁股满出烟缸，像有一桌人在抽烟。他背诗时经常背完一段，突然停下来，要我们接下一句。这一下把我从几十人中凸出来，因为只有我句句接得上，对答如流，像跟他排演过。作为对我的奖励，下课后他单独把我叫到身边，陪他往外走，一边走一边问了我些情况。他有随从，是一个年轻的小战士，一张娃娃脸，喜气洋洋的，手上拎着一只黑色公文包。分手时，他从小战士拎的公文包里取出一本他的诗集，签了名，送给我。我激动得不行，又受到鼓励，主动向他索要通信地址。他用有点斜视的左眼对小战士扬了一下眉毛，小战士心领神会，拔出钢笔，在我笔记本上写下一个地址。这似乎不是一个地址，而是一片土地，以后我就因为这个地址开始写诗，写的诗投给它；它也仿佛像一片土地，诗种在那里，活了，长成了铅字，长出了身价。

命运再次告诉我，它待我真不薄，尽管我薄待了那么多人，但命运是大人，不记我这小人过。再说，很确凿，那时我薄待人的感觉也没有从心底长出来，那时的我没有故乡，没有亲人，没有亲情，对家里的情况一点不顾念，不关心，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岁月终于不会饶人，但“终于”之过程是缓慢的，艰难的，求不得的，察不见的，水滴石穿一样，风起青蘋之末一般。

与此同时，父亲、母亲、小妹一行三人从监狱回家，家里的变化之大令他们以为走错了家门，走进了地狱—比牢房更可怕！黑乎乎，脏兮兮，灰蒙蒙，臭烘烘，阴森森，蜘蛛在门前窗口纵横交错，老鼠屎尿在地上成摊作堆，飞蛾爬虫可以用手一把把抓，甚至有一只死猫腐烂在天井里，阵阵恶臭弥漫开来。像当时多数家庭一样，我家在饭堂和堂屋前厅均贴着毛主席像：饭堂是一小张，毛主席坐在盘椅上，笑容可掬；堂前是一大张，证件照那种，下巴上一粒痣，炯炯有神。这几乎是我最早的记忆，慈眉善目的毛主席天天看着我们吃饭、玩耍、做作业，脏了要擦拭干净，旧了要换新。

但这些年—六七年—我家成了老鼠的极乐世界，野狗野猫偷情撒欢的野地，它们屙下的屎尿在黑暗中滋生出各式各样的虫豸，虫豸生生不息，日叮夜啃，大军团作战，几年下来，家里千疮百孔，满目疮痍，木头被啃得血淋淋，铁器被锈得掉渣，窗帘毛巾这些布料被噬得碎尸万段，连贴在墙上的年画、奖状、对联、报纸等，因为是用米汤糨糊贴的，也都被啃得底朝天，风卷残云。毛主席像也没躲过劫难，躲不过。两张主席像，一张没了鼻子，一张断了胳膊，只能和其他画像一视同仁，付之一炬。父亲在监狱里认得一个狱友，因为烧毛主席像被判入狱。可以想象，在烧毛主席像时父亲和母亲一定胆战心惊的，即使不担心被人揭发（极秘密，不可能有第三只眼），也担心遭天谴。母亲本是打算得空去街上再买一幅毛主席像回来顶上，但那段时间实在忙，一个破烂的家要重新开张，百废待兴，时间都不知去哪儿了，只知道可怜的一点点钱都去了哪儿：去了灶上，去了碗柜，去了米桶，去了猪圈（买猪崽），去了铁匠铺（打农具）。没钱，又忙碌，大事就这么被耽误了，等稍为缓过劲来，一声惊雷震天响，毛主席永垂不朽！

天塌下来了，但日子得照常过，柴米油盐酱醋，样样不能缺，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时时处处在生发，在起落沉浮。多年以后，母亲对我讲，自烧了毛主席像后，她内心一直有种不安，隐隐觉得犯了忌，担心遭天谴，想不到他—父亲—就是狠心的老天，对她下了这么一手毒手。

父亲在回家后的第一百五十一日这天深夜，给母亲留下一封一百二十三个字（不包括标点符号）的信，大意是他实在厌倦过这种日子，像牛一样辛劳，像狗一样下贱，像黄连一样苦，像深渊一样看不见底，他生来不是这块料—当牛做马过苦日子，所以他走了，不知去哪里，不保证还会回来，让她们权当他死了。我后来见过这一百二十三个字，没有一个字表示歉意、不安、负罪感，只有牢骚、欺骗、无耻。他说他不知去哪里，其实是知道的，他去了日本，去找那个把他视为救命恩人的日本大老板了。

大老板其实一直通过一位旅居上海的日籍华人（是在沪求学时的老同学）在找他，并在监狱找到他，然后一直关心他，八年里数次到监狱探望过他，赠钱送物。只是谨慎起见，保险起见，埋名隐姓，所以母亲和小妹并不知情。当然，首先是父亲不想让她们知情，你不知道父亲是为了保密还是欺骗，我更倾向于欺骗。我不能说父亲早有预谋要抛妻别家，远走日本，但父亲不爱母亲、不爱小妹、不爱大姐二姐、不爱奶奶、不爱我、不爱这个家，这是他的本性！或是德行，至少是陋习吧。他没有爱他人包括爱亲人的能力，他是一个在爱面前的笨蛋、废物，一个不合格的混蛋+坏蛋！不合格是因为他贪生怕死，不够狠，不彻底，不敢玩命。

一个母亲用八年忍辱负重坚守、几个月辛辛苦苦恢复起来的家，父亲却说走就走，不辞而别，不明去向，着实伤透了母亲的心。小妹告诉我，母亲一天没开腔，木头一样坐在床前，手上捏着揉成一团的信笺，然后大病一场，好不容易才缓过神来，没气死。得知这一情况后，我的第一感觉是未名的欣喜，像意外收到一份厚礼—其实它并非未名，而是有名有实，不过是我不便出口罢了。有些话只能心想，只能意会，不能出口，出口就寒碜了。我和女友商量，决定回家去看望母亲，小妹和我女友一致认为，这是我争取母亲原谅并回到她心中、回到这个家的好时机。

于是，我带足礼物和心意，回到阔别八年多—真正叫阔别—的双家村，期待和母亲相拥相泣，言归于好，一切重新出发，从头开始。在十八个小时的铁轨道上，我千遍万遍喊着“妈”！我不得不承认，母亲，尽管你放弃了我，但我从未放下过你，你一直是我的最敬最爱—也许也是最怜爱，为了补你的缺、满我们母子之圆，我愿咽下所有情绪，接受所有屈辱。但母亲把自己关在卧房里，别上门闩，拒绝见我。我隔着破老的板壁，像个孩子一遍遍喊着妈，请求她原谅。她说：你要我原谅，必须先找你父亲认错，他原谅你后再来。我真想说：妈，你真傻！但说出口的是：妈！都这时候了，你还护着他。她说：任何时候他都是你父亲。难道现在也是吗？我忍不住说，妈，你真傻，你那么苦等他八年等到了什么？他心坏了，中了那日本人的邪！那时我们已知道他在日本，做了那个大老板的座上宾，据说天天有肉吃，有酒喝。母亲说：还不是你把他毁成这样？你的狼心狗肺让他彻底寒心了，做人托不住底了，就脱底了。

我无言以对，正如她说的：是一种彻底的寒心。我本是想来争取她同情，结果成了她对我的批斗会。我心里充满了委屈，愤然又不得不默然退下。母亲继续施加威严，透过楼板厉声命令小妹，不许在家里接待我，更不许留我吃饭过夜。我只好离“家”出走，像奶奶出走那天时的茫然，不知所措。小妹说，你去大姑家吧。我不知去向，却又知不想去大姑家，我想既然母亲那么恨我，去找大姑岂不给她找麻烦、添是非吗？我决定去找蒋琴声，这些年她一直在给我通信，仿佛成了我至亲。弄堂一成不变，依然那么逼仄、潮湿，充塞着难闻的异味。母亲卧房临着弄堂，在经过前窗视野时，我回头看见，母亲立在窗前在窥视我。这是我回来后、也是八年多来第一次目睹母亲身影，我立刻止步向她挥手示意。她倏地消失，一团黑影一样，幽灵一样，让我怀疑是幻觉。我也怀疑母亲变了个人，那么决绝、威严、得理不饶人的母亲，我从未见过，仿佛已变成了奶奶。

一九七七年冬季，全国恢复高考，蒋琴声正请了病假，带走了外婆，去了省城，躲在父母屋檐下备考。我又吃了一个闭门羹，偌大一个村庄无一处我可以诉一声苦，歇一下疲惫至极的、坐了十八个小时列车、其中一半时间都站着的双脚。村里和镇上都没有客栈，我在大源溪边走了一圈（只为了避人耳目），天昏渐暗才回到村庄，最后被寒冷赶进大姑家。大姑是父亲的大姐，是又一个对父亲无原则、无保留慈爱、宠爱、溺爱的女人—莫非是长女如母？我在对我照样冷漠和不满的大姑家搁了一夜，次日一早，逃似的离开了村庄，可谓落荒而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