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我失算了，满怀期待而来，结果铩羽而归。

好在，我的人生并没有因为母亲和大姑她们对我的刻薄而变坏，跌宕，蹒跚。我依然信心满满，喜事连连。首先是不久，一九七八年元旦，我和相恋两年多的女友不出意外地完了婚。请容我插一句，新婚之夜，我被医生的女儿搞得跟傻子似的，她在黑暗中递予我一个油腻腻的玩意，说避孕用的，我想当然地将它丢进嘴里，当药吃，把一只井底之蛙、一个谈性色变的愚昧时代演得淋漓尽致—也许称得上是个国际笑柄。然后夏季，我新婚妻子参加高考—所以要避孕—斩获当地文科状元殊荣，毫无悬念地被上海某名校录取。当然，我一个注水的初中生，高考是高攀不了的，我高攀的是高尔基、高玉宝、曲波、奥斯特洛夫斯基，他们没有上过学照样当了作家。这是一片不需要学历和文凭、只需生活和经历可以耕作的田地，给我了莫大的鼓舞和勇气。

是的，要凭生活和经历，谁有我的生活？我的经历？父母姐妹都还活着，却已是孤儿一个；胸脯上挨过自己一刀，腰肚里挨过至亲一刀，上一刀下一刀，都是冲着我性命来的，但我依旧活着，活得好好！甚至是我们双家村至今最好的。这是什么经历？死里逃生？险象环生？醉生梦死？生不如死？不管怎么讲，这种经历总是当作家的最好课程吧，何况我好歹已在报刊上发表不少文章，虽然大多是新闻报道，但也有少量诗作，苗头是冒出来了的。不过讲这些干吗？讲这些我可以单讲一部书，问题是跟“他们”相关吗？这里要讲跟“他们”相关的事。

好吧，讲“他们”相关的事，必须要说我收到妻子的第一封信。我和妻子约定，每星期通一封信，有事讲事，没事谈情，互诉思念之情。她寄来的第一封信超常的厚重，一看就封存着千×万×—是千头万绪？还是千娇百媚？我希望是后者，更担心是前者—一粒精子在我们严防死守中依然穿越天堑，落地生根，这类事举不胜举。这样想着，我的手不由抖起来，额头不由冒出汗，仿佛信有千斤万两的重沉。所以，当封口揭开，露出一张报纸的边角时，我顿时如释重负。

报纸是上个月的老报纸，八月十一日的《文汇报》，到我手上之前明明白白已被无数人捧过、摸过、看过、折过、藏过，有红墨水在上面画过圈，有黑墨水标过记号，有蓝墨水写过评语，也有铅笔画过圈、标过记号、写过评语，还有貌似口水、汗水的迹斑，还有莫名的污渍、破损等，令人遐想，看过这张报纸的人排成的队伍弯弯曲曲，在我们军训的操场上排出一条长龙，人头攒动。

可以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张惊世骇俗的报纸，惊在有一篇小说《伤痕》发在副刊上，一石激起千层浪。作为新闻干事，我早先睹为快，妻子因在休假（准备上大学），信息不灵通才没关注到。当然，另一个原因是—更直接的—我担心她看了后联想到我似曾相识的经历并跟我探讨，所以有意对她按下不表。果然，她返校看到它后就来跟我啰嗦了，一是希望我好好看，二是希望我认真想。想什么？她表达得比较婉转而诚恳，大意是我也许应该像文中主人公王晓华一样去“抚平伤痕”，不妨“放下仇恨”，给父亲书信一封。妻子说，他孤身一人漂在异国他乡，一定渴望回到亲人身边，享“天伦之乐”。

我的第一感觉—直觉，很强烈—不可能！不需要！仔细想，冷静想，扪心想，反复还是不可能！这天晚上我几乎钻空了脑袋，一直在昏天黑地想，越想越觉得怎么可能？见鬼！凭什么！王晓华的问题是王晓华自己的，她母亲那么好一个人，有知识，有道德，有水平，而且那么疼爱她，从来没有打骂过她，而我父亲呢？如果做人问题且不讲，那么讲罪行，王晓华母亲是冤假错案，父亲冤吗？错吗？他的罪我不是听人讲的，是亲眼看见的，是千真万确不会错的，我揭发他、政府判他刑，是罪有应得，他怎么可以和王晓华母亲比？更怎么可以把我和王晓华比？王晓华问题是自己作出来的，我的问题是没有问题，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做出了正确选择，理智选择。

这一夜，前半夜我都在追思想前，后半夜在给妻子写信，想也好，写也好，我都分外感到气恼，觉得孤独。我不可思议，妻子怎么会把我和王晓华相提并论，我几乎冒出了一丝蔑视她的情绪，令我顿觉慌张。我知道，任何决裂都是从蔑视开始的，蔑视的毒瘤一旦发作就是绝症，我和父亲就是这样的。我已经失去一个家庭，不想再失去一个；我要捍卫妻子的尊严，不能让蔑视她的毒素蔓延在我身上。最后，我像逃跑似的，胆小怕事地溜出房间，半夜三更去散步。

九月中旬，天凉好个秋，我却不寒而栗，感到冷，感到身心两空，整个人像成了被清冷月光网住的一个影子。好在后来我想到，自己当初向妻子陈述跟家庭决裂时是有些不实之辞的，对父亲罪行有些避重就轻，对自己的革命精神有些夸大其词。也许正因此，一边轻，一边重，才导致妻子出现误判。归根到底，问题出在自己身上，胆怯，虚伪，对最爱的人不够坦诚，对父亲的黑暗和罪恶未能如实坦白。在足以引起幻觉的清冷月光里，我严肃地教训自己：你该蔑视的是自己，你妻子是天底下最好的，像王晓华母亲一样有知识，有道德，有水平，而且那么爱你，你必须要保护好这份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