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章 向着战争

普法战争开始的时候，埃米尔·布歇正坐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对着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发呆。

他二十三岁，是《费加罗报》的正式记者。两个月前他还是个见习记者，在万塞讷的晨雾里偶然撞见了独自视察工地的塞利伊莎一世皇帝，然后写了一篇让他一夜成名的报道。从那以后，他的日子就好过了。主编开始让他跑重要的新闻，同行开始记住他的名字，连咖啡馆的侍者都开始在他进门时主动说“埃米尔先生，今天还是老位置吧？”

但此刻，他什么也没想。

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听着远处传来的报童叫卖声。

“号外！号外！普鲁士宣战！南德四邦倒戈！”

那声音一遍一遍地重复，尖锐而刺耳，像一把钝刀在玻璃上刮。报童们的脚踩在石板路上，发出急促的啪嗒声，从一个街角跑到另一个街角，把那张印着黑色大字的纸塞进每一个伸出来的手里。一个穿灰色罩衫的老头接过报纸，手在发抖，报纸的边角簌簌响，像秋天的树叶。一个系着围裙的卖菜女人扔下扁担凑过去看，菜筐翻了，洋葱和土豆滚了一地，没人去捡。

埃米尔端起咖啡，抿了一口。

凉了。咖啡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膜，嘴唇碰上去，有一种滑腻的、不愉快的触感。他放下杯子，忽然想起两个月前的那天早晨。万塞讷的晨雾，那些沾满灰浆的工兵，那匹灰色的阿拉伯马，还有那个站在石墙前、用手掌贴着粗糙石头的皇帝。那天雾很大，大得只能看见几米外的东西。他记得自己踩着泥泞走近时，靴子陷进烂泥里发出的噗嗤声。他记得那些工兵看见皇帝时的表情——不是敬畏，而是一种近乎亲昵的信赖，好像那个穿着旧军装的年轻人真是他们的兄弟。那个身影从雾里走出来的时候，他以为只是个普通的军官。直到走近了，他才看见那张脸——太年轻了，年轻得简直不像一个皇帝。那天他写下那篇报道的时候，从来没想过两个月后会是这样。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份刚买的号外，又看了一遍。报纸还带着油墨的味道，有点刺鼻。他的手指在纸面上蹭了一下，指尖沾上了一小块黑。

大字标题：普鲁士正式对法兰西宣战。下面是一行小字：巴伐利亚、符腾堡、黑森、巴登加入北德意志联邦，三十万大军压境。

他盯着那行字，盯了很久。铅字印在粗糙的新闻纸上，有些地方的墨迹洇开了，模糊不清。但那几个数字却清清楚楚：三十万。

他想象不出三十万人是什么概念。巴黎的人口是将近两百万，但那都是活生生的人，是面包师傅、洗衣妇、马车夫、卖花女，是那些每天早晨推开窗户、在街上打招呼、在咖啡馆里吵架的活人。三十万士兵，那是另一种东西。那是三十万杆枪，三十万把刺刀，三十万颗随时准备发射的炮弹。那是三十万个愿意杀人也准备好被杀的人，排成队列，踏着同样的步伐，向同一个方向前进。他在脑子里试着把三十万人排成一排，从巴黎排到凡尔赛，又从凡尔赛排到更远的地方，但怎么也排不满。那数字太大了，大到没有形状，没有温度，只有一种重量，压在胸口，让人喘不过气来。

他把报纸折好，塞进口袋。折的时候，他注意到自己的手很稳。奇怪，他以为自己会抖的。

然后他站起身，向报社走去。

八月三日傍晚，埃米尔站在主编维勒梅桑的办公室里。

维勒梅桑的办公室在报社三楼，窗户正对着塞纳河。此刻夕阳正从窗户斜照进来，把屋里的一切都染成了金红色。书架上那一排排合订本的书脊在发光，像一块块码放整齐的金砖。窗台上那盆天竺葵开得正好，红艳艳的，和窗外的晚霞一个颜色。维勒梅桑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堆满了稿件、报纸、电报，有些散开着，有些叠放着，有些被揉成一团扔在字纸篓旁边。

“你要去斯特拉斯堡？”维勒梅桑抬起头，从老花镜上方看着他。那双眼睛是深褐色的，眼角布满了细密的皱纹，像干涸河床上的裂纹。他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二十三年，见过太多年轻的记者走进这间办公室，也见过太多人再也没有回来。办公桌的抽屉里，至今还锁着三个人的讣告，一直没机会寄出去。

“是的。”

维勒梅桑沉默了几秒。他把眼镜摘下，放在桌上，靠进椅背里。椅子发出一声轻微的嘎吱声，那声音很熟悉，埃米尔每次来都能听见。椅子的皮面已经磨得发亮，扶手处有深深的手印，是二十三年坐出来的。

“埃米尔，”他说，“你两个月前还是个见习记者。你已经写了一篇足以让所有人记住你的报道。你完全不需要再去冒险。”

埃米尔没有说话。

维勒梅桑看着他，那双精明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光。那光里有担忧，有欣赏，还有一种老人看着年轻人去送死时特有的无奈。他拿起桌上的烟斗，塞进嘴里，没点燃。那是他的老习惯——心里有事的时候，就叼着空烟斗。

“斯特拉斯堡是最前线！”他说，声音突然抬高，“不是那种记者们跟着军队走二里路、拍几张照片就回来的前线。是真正的第一线。普军三万人正在向那里推进，随时可能开战。你去那里，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埃米尔点点头。他心里比谁都知道后果，但是他就是有这么一份谁也说不动的执拗。这种执拗他自己也说不清从哪里来。也许是从小就有的，也许是从万塞讷那个早晨开始有的。

“我知道。”

维勒梅桑沉默了很久。窗外的光线正在变暗，金红色慢慢变成了灰蓝色。房间里的阴影越来越重，书架的轮廓开始模糊。远处传来报童最后一次叫卖的声音，已经听不清在喊什么了，只隐约听见“号外”两个字，一递一声，像黄昏的鸟叫。

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是《费加罗报》的记者证。那纸已经有些发黄，边角卷了起来，但上面的铅字依然清晰。他拿起笔，在签名栏里签了字，盖上章，推到他面前。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的声音，那声音很轻，但在寂静的办公室里却听得清清楚楚。

“拿去。”他说，“记得活着回来。”

埃米尔接过记者证，低头看了一眼。

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他的职务，还有一行小字：兹证明埃米尔·布歇先生为本报特派战地记者，请前线各部队予以通行便利。下面是一个鲜红的印章，圆圆的，像一滴凝固的血。他盯着那印章看了几秒，红色的印泥还没完全干透，在灯光下微微反光。

他把记者证小心地折好，放进口袋里，贴着心口的位置。他能感觉到那张纸的存在，硬硬的，硌着他的胸膛。心跳一下一下地撞在那张纸上，咚，咚，咚。

“谢谢您。”他说。

维勒梅桑摆摆手。那手势很轻，像在赶走一只苍蝇。但他那只手在半空停了一下，又收回去了。

“去吧。记住，写你看见的。”

埃米尔转身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时，他忽然停下，回过头。

“主编，”他说，“如果我没回来……”

“你会回来的。”维勒梅桑打断他，声音突然变得很硬，硬得像一块铁，“你一定会回来的。”

埃米尔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他推开门，走了出去。门在身后关上时，他听见维勒梅桑终于点燃了烟斗，火柴划过的声音，嗤的一声。

八月五日傍晚，埃米尔到达斯特拉斯堡。

火车在距离城市二十公里外就停了。铁路已经被工兵部队提前拆除，为的是不让普军占领后直接利用。铁轨被撬起来，歪歪扭扭地堆在路边，像一条死去的蛇，又像一堆被遗弃的玩具。枕木被拖走，垒成了掩体，远远看去，像一个个巨大的蚂蚁窝。剩下的路程，他只能步行。

他已经走了一天一夜。

脚上的皮鞋早就磨破了，鞋底和鞋面之间裂开一道口子，每走一步就往里灌沙子。一开始他还能把沙子倒出来，后来懒得倒了，反正倒出来走几步又会灌进去。脚底起了几个血泡，一开始只是磨得疼，后来破了，流出来的水把袜子和皮肉粘在一起，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但他不敢停。一路上，他遇见无数和他方向相反的人——拖家带口的农民，推着手推车的小贩，抱着孩子的妇女。他们都是从斯特拉斯堡方向逃出来的，脸上带着惊恐，眼睛里还残留着炮火的影子。没有人说话，只有脚步声、车轮声、孩子压抑的哭声。一个老太太推着一辆独轮车，车上绑着两口锅和一床棉被，锅沿磕在车帮上，一路走一路响，叮叮当当的，像在替她哭。

“快跑！”有人冲他喊，是个老人，灰白的胡子上沾着尘土，背着一个巨大的包袱，弯着腰，像一只负重的老蜗牛，“普军已经到莱茵河对岸了！随时可能打过来！”

埃米尔没有跑。他继续向前走。

此刻，他终于站在斯特拉斯堡城外。

夕阳正在沉落，将整座城市镀上一层金红。那些古老的尖塔，那些灰白色的石墙，那些层层叠叠的屋顶，都在暮色中泛着温暖的光。远处的大教堂依然矗立，尖顶刺向天空，像一个沉默的巨人。八百年了，它站在那里，看着无数人来，无数人走，无数人死。石墙上那些雕刻的圣人，在夕阳下也有了表情，像在俯视着下面的人群。

很美。

但他知道，这份美，很快就要被撕裂了。

城门处挤满了人。不是逃难的人，是相反的方向——年轻的士兵们正在列队进城，一队接一队。他们穿着深蓝色的军装，背着行囊，扛着步枪，脸上带着各种各样的表情。有的兴奋，眼睛发亮，像去看一场盛大的演出。有的紧张，嘴唇紧抿，不停地摸枪带，摸了一遍又一遍。有的麻木，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只是一步一步向前走。有的还在互相开着玩笑，推推搡搡，好像这不是去打仗，而是去参加一次野营。一个胖乎乎的士兵在啃一根法棍，边走边啃，啃得很专心，面包屑掉在军装上，他用手掸了掸，没掸掉，就不管了。

埃米尔站在路边，看着他们从身边走过。军靴踏在地上，发出整齐的、沉闷的声响，像一片移动的雷声。行囊上的水壶碰撞，叮叮当当的，像一群铁皮做的铃铛。有人哼着歌，断断续续的调子，听不清是什么，只隐约听见“马赛”两个字。

一个年轻的士兵转过头，对他笑了笑。那笑容很灿烂，露出一口白牙。他看起来不过十九岁，脸上还带着少年的圆润，眼睛很亮，像两颗刚刚被泉水洗过的星星。他的军装太大了，袖子卷了两道才露出手腕，领口也松松垮垮的，露出里面贴身穿的蓝白条纹布衫，那是乡下自家织的土布。

“记者先生！”他喊道，“你会把我们写进报纸吗？”

埃米尔点点头。

“会的。”

那士兵笑得更开心了。他转过身，对身边的同伴喊道：“听见没有？我们要上报纸了！”

同伴们也笑了。那笑声在暮色中回荡，像一群去郊游的少年。其中一个瘦高的士兵回过头，冲埃米尔挥了挥手，手里还攥着一块吃了一半的黑面包。

埃米尔看着他们，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想起两个月前，自己在万塞讷要塞看见的那些工兵。那时他们还只是在砌墙，在修炮台，在说“皇帝请咱喝肉汤，咱得让皇帝放心”。那时战争还只是一个遥远的词，一个人们用来聊天的话题，像天气，像物价，像邻居家的狗。

现在，战争真的来了。

他跟着队伍走进城。

斯特拉斯堡的街道比他想象中更安静。店铺都关着门，门板钉得严严实实。窗户都紧紧闭着，偶尔能看见一扇百叶窗后面有一双眼睛在向外张望，然后又迅速缩回去，像受惊的耗子。街角堆着沙袋，垒成了临时的掩体，沙袋上印着“面粉厂”的字样，还有一只被踩扁的布娃娃躺在旁边，红裙子脏兮兮的，一只玻璃眼珠不知滚到哪里去了，只剩下一个黑洞洞的眼眶。几个士兵正在那里抽烟，烟头的红光在暮色中一闪一闪的。他们看见队伍经过，也只是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其中一个年纪稍大的，把烟头掐灭，小心地塞回口袋里，留着下次抽。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清的气味——是火药，是马粪，是汗水，是刚出炉的面包被遗弃在烤炉里的焦糊味，还有一种更深的、说不出的东西。是恐惧。是等待。是那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的感觉。那感觉压在每个人的胸口，像一块看不见的石头。连马都感觉到了，那些拴在街边的军马不停地刨蹄子，打着响鼻，甩着尾巴，焦躁不安。

埃米尔深吸一口气，继续向前走。

他要找的人，是斯特拉斯堡要塞的炮兵指挥官，夏尔·贝特朗上校。出发前，主编告诉过他，贝特朗上校是皇帝亲自任命的人，手里掌握着整个要塞的火力部署。如果能采访到他，就能写出一篇真正的独家报道。主编还说，贝特朗上校是个老炮兵，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地道里待过四个月，是个硬汉。

要塞在城市的东北角。

那是一群巨大的灰色石砌建筑，厚重得像一头蹲伏的巨兽。墙壁上布满弹痕——有些是几十年前留下的，被风雨侵蚀成模糊的凹坑；有些是新的，边缘锋利，露出里面白色的石茬。墙顶上的炮台像一排沉默的巨人，炮口指向远处的莱茵河，黑洞洞的，深不见底。埃米尔仰头看着那些炮口，忽然觉得它们像一只只眼睛，冷冷地瞪着对岸。

埃米尔在要塞门口被拦住。

“证件。”

一个年轻士兵站在他面前，步枪横在胸前。他的脸还很稚嫩，嘴唇上只有一层浅浅的绒毛，但眼睛里的神情已经像一个老人了。那种眼神埃米尔后来见过很多次——是见过死亡之后才会有的眼神，空洞的，疲惫的，却又异常警觉。

埃米尔掏出记者证，递过去。

那个士兵仔细看了看，又抬头看了看他的脸，然后把证件还给他。还的时候，他的手顿了一下，问：“你是那个写万塞讷报道的？”

“是。”

士兵的嘴角动了动，像是想笑，但没笑出来。他说：“那篇报道，我妈读了。她说，皇帝是个好人。”

埃米尔不知道说什么好，只点了点头。

“进去吧。上校在三号炮台。”

埃米尔走进要塞。

里面比他想象中更乱。

到处是堆成小山的炮弹箱，木头箱子摞得比人还高，上面印着黑色的编号和红色的警示标志。到处是跑来跑去的士兵，有的扛着弹药箱，压得腰都直不起来；有的推着小车，车轮碾过石板，发出刺耳的嘎吱声，那声音尖得能让人牙酸；有的在搬运沙袋，沙袋被磨破了，漏出一道细细的黄沙，像永远流不完的时间。到处是喊叫声、脚步声、命令声、骂娘声。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和汗臭味，呛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那味道钻进鼻腔，黏在喉咙里，久久不散。埃米尔走过一个角落时，看见一个士兵正蹲在地上啃一块咸肉，腮帮子鼓得老高，见有人来，下意识地用手护住，眼神里满是警惕。

他穿过一条条甬道，甬道里很暗，只有每隔几十步才有一盏油灯，火光摇曳，在墙上投下跳动的影子。他的脚步声在石壁间回荡，像有很多人跟在他身后。墙上有用炭笔写的字，不知是哪个士兵留下的——“玛丽，等我回来”，下面画了一颗歪歪扭扭的心。

他终于找到了三号炮台。

贝特朗上校正站在那里，背对着他。

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炮兵上校军服，领口的扣子解开了一颗，露出里面汗湿的衬衫，衬衫贴在皮肤上，显出下面瘦削的骨架。他的头发有些乱，灰白色的发丝被汗粘在额头上。脸上沾着灰，在颧骨和鼻梁的位置被汗水冲出一道道浅色的痕迹。但那双眼睛却格外明亮——那是一种只有真正见过战场的人才会有的眼睛。那眼睛里有太多的东西，反而什么都看不出来了。此刻他正举着望远镜，望着莱茵河对岸，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像。

“上校。”

贝特朗转过身，看着他。

那双眼睛里有审视，有警惕，还有一丝疲惫。那疲惫很深，藏在眼眶下面，藏在嘴角的纹路里。他放下望远镜，上下打量了埃米尔一眼，目光在他磨破的皮鞋上停了一瞬。

“你是《费加罗报》的记者？”

“是的。埃米尔·布歇。”

贝特朗点点头。

“我听说过你。万塞讷那篇报道，写得还不错。那天的雾，你写得很真。”

他转过身，指着远处的莱茵河。

“看见了吗？对岸。”

埃米尔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

莱茵河在夕阳下泛着金红色的光，河水缓缓流淌，像一条流动的火焰。河面很宽，宽得看不清对岸的细节。河对岸，是一片模糊的绿色——德国的土地。那里隐约能看见一些移动的黑点，在暮色中若隐若现。有时一个，有时一群，有时消失不见，有时又冒出来更多。河面上有座桥，桥中间被炸断了一截，断口处参差不齐，几根铁索垂在水里，随着水流晃动。

“那是他们。”贝特朗说，“普军的侦察兵。已经在对岸晃了三天了。白天晃，晚上也晃。晃得我们的人心都慌了。”

他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扁平的铁酒壶，拧开盖子，喝了一口。酒香飘过来，是白兰地。

“喝一口？”他把酒壶递给埃米尔。

埃米尔接过来，喝了一小口。酒液辛辣，顺着喉咙一直烧到胃里，整个人都暖了一下。他把酒壶还回去，贝特朗接过来，又喝了一口，拧上盖子，重新塞回口袋。动作很慢，很仔细，好像那酒壶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埃米尔看着那些黑点，忽然感到一阵寒意。

那是敌人。

那些和他一样的人，那些有血有肉、会笑会哭的人，此刻正站在那里，望着这边，等着冲过来杀死他。他们也有母亲，也有妻子，也有孩子。他们也吃面包，喝啤酒，也会在周末的下午坐在树荫下发呆，看云彩从头顶飘过。但现在，他们是敌人。

“上校，”他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我们……能守住吗？”

贝特朗沉默了几秒。

他没有回答。

他只是继续望着对岸，望着那些若隐若现的黑点。夕阳照在他脸上，把他的侧脸镀成金红色。他脸上那些皱纹在这一刻显得格外深，像刀刻的。一只乌鸦从头顶飞过，叫了一声，叫声在空旷的天空中回荡，久久不散。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记者先生，你知道什么叫‘比没有强得多’吗？”

埃米尔愣住了。

贝特朗转过身，看着他。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是苦涩，是嘲讽，还是别的什么？

“三十六门新式火炮。八千支沙斯波步枪。两万五千守军。对面是五万人，两百门重炮。这就是我们。”

他顿了顿。

“皇帝陛下上次来的时候，她说，她要我们活着。不是要我们死。”

他轻轻笑了。那笑容里有苦涩，有骄傲，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那东西让人心里发酸。

“记者先生，我们尽力活着。你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