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章 心怀邪念者可耻
他想起让·皮埃尔。想起贝特朗上校。想起那些在斯特拉斯堡死去的人。想起那个站在广场中央、抱着两个盒子、发糖给士兵们的皇帝。想起她红了的眼眶，她流下的眼泪，她说的那些话。
“朕也是人。”
“活着的人，要吃糖。”
“你活着，就能写更多的人。”
他转过身，向要塞里走去。
清晨的阳光从东方升起。不是那种喷薄而出的、雄壮的日出，而是慢慢的、一点一点从地平线后面拱出来的光。先是一线灰白，然后是浅浅的橘红，然后是金色——那金色穿透了晨雾，洒在凡尔登的城墙上。
城墙很厚，很厚。厚得能挡住炮弹，厚得能挡住死亡。晨光里，那些巨大的石砖泛着潮湿的光，青苔从缝隙里探出头来，被阳光照得发亮。整座要塞蹲伏在那里，像一头沉默的巨兽，还在睡着，还没有醒。
城墙上，士兵们正在换岗。脚步声整齐而沉闷，咚，咚，咚，一下一下踩在人心上。枪托磕在地上，发出闷响。有人在咳嗽，有人在低声说话，那声音被晨雾裹着，听起来闷闷的，像隔了一层棉被。
远处，炊烟袅袅升起。不是那种浓烟，是细细的、淡蓝色的烟，从厨房的烟囱里飘出来，飘进晨雾里，分不清哪是烟哪是雾。空气中飘来面包的香气。还有热汤的味道。那味道很淡，若有若无的，可是闻到了，肚子就会叫，就会想起自己还活着，还会饿。
活着的人，要吃糖。
活着的人，也要吃饭，也要喝水，也要继续走。
埃米尔走进要塞。走进那个潮湿的营房。走到那个靠墙的角落。坐下来。
背抵着墙。那墙还是潮的。凉意透过衣服，渗进脊梁骨里。他没有躲。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
一颗糖。红色的。用皱巴巴的糖纸包着。糖纸已经皱了，被他的体温捂得软软的，贴着手指，像一小片皮肤。
他没有吃。
他把糖放在手心里，看了很久，很久。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正好落在那颗糖上。糖变得透亮，像一颗小小的红宝石，里面有光在流动。
然后他小心地把它放回怀里。贴着心口的位置。那里，有什么东西在跳，一下，一下。
闭上眼睛。
脑海里，让·皮埃尔的脸又浮现出来。
但这一次，那张脸上有笑容。不是苦涩的，不是绝望的，而是真正的、灿烂的、像阳光一样的笑容。十九岁的笑容。什么都还来得及的笑容。
“记者先生，”他听见那个声音说，“谢谢你。”
埃米尔睁开眼睛。
营房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斜斜的，一道一道的，洒在那些横七竖八躺着的人身上。有人在打鼾，鼾声很响，像拉锯。有人在翻身，稻草铺窸窸窣窣响。有人在说梦话，含含糊糊的，听不清说什么，但那个声音是活着的。
活着。
都活着。
他站起身，向门外走去。
他要去找纸，找笔。他要开始写。
写那些死去的人，写那些活着的人，写那些还在战斗的人。写那个发糖的皇帝，写那个红着眼眶的女人，写那些在炮火中变成碎片的名字。写那个靠在破墙上、让他替自己活着的十九岁少年。
写战争是什么样子。
让巴黎的人知道，让法国的人知道，让全世界的人知道。
让所有人都看见。
然后，也许，只是也许，他们就会明白——
和平有多珍贵。
生命有多脆弱。
活着，有多好。
同一天深夜，凡尔登要塞。皇帝临时下榻的房间。
塞利伊莎坐在一张简陋的木桌前。桌子是松木的，没上漆，桌面粗糙，有几道裂缝，裂缝里塞着陈年的灰。桌上点着一支蜡烛，蜡烛插在一个倒扣的炮弹壳里——那是前任房主留下的，一个炮兵中士，现在应该在城墙上了。
烛火在夜风中摇曳。窗户关不严，总有风从缝隙里钻进来，一丝一丝的，把火苗吹得东倒西歪。墙上投着晃动的影子，忽大忽小，忽长忽短，像一群沉默的舞者。
窗外，隐约能听见哨兵换岗的脚步声。一下一下，整齐而沉闷。咚，咚，咚。踩在城墙上，踩在石板上，踩在这深夜的寂静里。
她的面前放着一封信。
信很厚。信封上印着一个她认识的火漆印章——英国王室的标志。一只站立的狮子，周围环绕着嘉德勋章的绶带，绶带上绣着那句古老的法文：“Honi soit qui mal y pense”。（译：心怀邪念者可耻。）
印章是完整的，没有被拆开过的痕迹。火漆在烛光下泛着暗红色的光，像一滴凝固的血。
维多利亚。
她亲手拆开。指甲嵌进信封的封口，轻轻一划。纸张撕裂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像什么东西被打开了。
抽出信纸。
信纸很厚。带着淡淡的花香。是维多利亚惯用的那种——象牙白的，边缘烫着金色的细线，线细细的，若有若无的，可是烛光一照，就闪一闪。上面的字迹很熟悉。圆润，有力，带着只有皇室成员才有的那种自信——那种从小就知道自己说什么都不会被反驳的人，才写得出来的字。
她开始读。
“致我亲爱的妹妹：
这封信寄出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在哪里。在巴黎？在凡尔登？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我只知道，你一定很累，很累。
斯特拉斯堡的事，我两天前就知道了。消息传到伦敦的时候，我正在和议会那帮老头子们开会。他们还在吵，还在推诿，还在说‘光荣孤立’、‘不干涉他国内政’这些鬼话。我听着他们吵，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我脑子里全是斯特拉斯堡，全是那些死去的士兵，全是俾斯麦那个疯子。
我恨他们。
恨那些老头子，恨那些只会说漂亮话的议员，恨我自己——恨我坐在这个位置上，却什么都做不了。
你知道我有多想直接下令出兵吗？你知道我有多想站在议会里，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支持法国，我就解散议会！’吗？
但我不能。
这就是当女王的代价。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坐在这里，给你写信，为你祈祷，为你和你的国家祈祷。
伦敦的天气最近很差，总是下雨。雨打在窗户上，噼里啪啦的，吵得人睡不着。我晚上常常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听着那雨声，想着你在那边怎么样了。有没有睡好？有没有吃饭？有没有人给你递一杯热咖啡？
我知道这些问题很蠢。打仗的时候，谁还顾得上喝咖啡呢。
但我就是想问。
因为在我心里，你不仅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还是我那个在拉肯城堡和我一起跳舞的妹妹。
那天的华尔兹，我还记得。
你穿那件深紫红色的裙子，转起来的时候，裙摆像一朵盛开的花。你的手微微发烫，你的眼睛亮得像星星。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不是两个国家的君主，只是两个普通的女孩，在跳舞。
我多想再和你跳一次。
说点别的吧。
最近我认识了一个人。他叫阿尔伯特，是我的表弟，一个德国人。他长得很高，很瘦，头发是深棕色的，眼睛是灰蓝色的，有点像……算了，不说像谁了。
他很聪明，真的很聪明。他懂很多东西——政治、经济、哲学、艺术，什么都懂。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会发光，会让人忍不住一直盯着他看。他会给我讲德国的历史，讲那些古老的城堡和传说，讲他小时候在乡下的生活。
但他脾气真的很臭。
动不动就摆脸色给我看。我说错一句话，他就皱着眉头不说话，能生一整天的气。我问他怎么了，他就说‘没什么’，但那个‘没什么’的样子，谁都看得出有什么。
有一次，我开玩笑说德国的啤酒不如英国的茶好喝，他居然三天没理我。
整整三天！我的天哪！
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很讨厌？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喜欢和他待在一起。哪怕他不说话，哪怕他摆着那张臭脸，我也喜欢。
也许这就是她们说的喜欢吧。
我不知道。我没喜欢过谁。
你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吗？如果知道，写信告诉我。
这封信写得很乱，我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也许是因为太晚了，也许是因为太担心你了。反正你看着办吧，能看懂就看，看不懂就扔了。
最后，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
不管发生什么，不管战争打成什么样，不管议会那些老头子怎么说——你永远是我妹妹。法兰西和英吉利也永远可以做朋友。
我会一直为你祈祷。
等战争结束了，我来巴黎。我们再去跳舞。
永远想念你的，
亚历山德琳娜·维多利亚”
塞利伊莎读完最后一个字，把信放下。
烛火在她脸上跳跃，把她的眼睛照得很亮。那亮光里，有什么东西在动，在晃，在涌上来。
她的眼眶又红了。
这一次，她没有忍住。
眼泪一滴一滴地落下来。落在信纸上。落在那些字迹上。落在“妹妹”那两个字上，把墨迹洇开了一小块，一小块，像两朵小小的灰色的花。
她用手背擦了擦。没擦干净。又擦了擦。
然后她轻轻笑了。
那笑容很淡。淡得像一缕烟。像烛火被风吹歪的时候，那一下晃动。但那笑容里有泪，也有光。泪是咸的，光是暖的。混在一起，说不清是什么。
窗外，夜色正浓。
黑沉沉的，厚厚的，像一床棉被盖在大地上。远处，隐约能听见几声狗吠。汪汪，汪汪，叫几声就停了。再远处，是那些士兵们睡觉的营房。是那些还在战斗的人。是那片即将被战火撕裂的土地。
她拿起笔，开始写回信。
笔尖落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响声。那声音很轻，很轻，像夜虫在叫。
烛火摇曳，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很长，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