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0章 墙头草的摇摆
就在凡尔登血战的同一周,慕尼黑王宫的长廊里,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已经整整三天没有走出他的卧室了。
这位以修建城堡和迷恋瓦格纳歌剧闻名的年轻国王,此刻正躺在一张堆满了地图和信件的床上,穿着一件绣着天鹅图案的丝绸睡袍,头发散乱,眼睛红肿,嘴唇干裂。
他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杯已经凉了的茶,茶面上浮着一层灰。
窗外的阳光透过厚重的窗帘射进来,在深红色的地毯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带,光带里有无数灰尘在飞舞。
他的桌上摊着三封信——一封是俾斯麦从柏林发来的,措辞强硬,要求巴伐利亚立即增派两个师的兵力支援凡尔登前线,信的最后一行写着:“如果巴伐利亚不能履行盟约义务,普鲁士将不得不重新考虑两国之间的关系。”
一封是塞利伊莎从凡尔登发来的,语气温和但含义明确,暗示法国可以在战后保障巴伐利亚的独立地位,信的结尾写道:“朕始终记得,巴伐利亚和法兰西一样,都是古老的王国,都有着悠久的传统和骄傲的历史。”
还有一封是弗朗茨·约瑟夫从维也纳发来的,只有短短几行字:“路德维希,我的孩子,是时候选择站在哪一边了。”
他拿起俾斯麦的信,读了一遍,放下。又拿起塞利伊莎的信,读了一遍,放下。
又拿起弗朗茨·约瑟夫的信,读了一遍,没有放下。他攥着那封信,攥了很久,久到信纸被手心的汗浸湿了,字迹开始模糊,墨水在纸上洇开,像一朵一朵黑色的花。他的手指在信纸上轻轻摩挲着,摸着那些凸起的字迹,像盲人在读一封盲文信。
他想起弗朗茨·约瑟夫叫他“我的孩子”的时候,那种语气——不是皇帝的威严,不是长辈的训诫,是一种更柔软的东西,像一只手,轻轻地按在他的肩膀上,让他觉得安全,让他觉得可以哭。
“陛下。”门外传来他的内阁首相普福尔特纳的声音。“符腾堡国王和巴登大公的代表已经到了。他们在会客厅等您。他们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符腾堡的代表已经不耐烦了,他说如果陛下再不接见,他就回去了。”
路德维希没有回答。他只是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上那幅描绘巴伐利亚守护圣徒的壁画,望了很久。壁画上画的是圣乔治屠龙,圣乔治骑在白马上,手持长矛,刺向那条盘踞在山洞口的恶龙。
龙是绿色的,有翅膀,有鳞片,眼睛是红色的,嘴里喷着火。圣乔治穿着银色的铠甲,披着红色的斗篷,斗篷在风中飘扬。他小时候最喜欢这幅画,每次从床上仰望它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就是圣乔治,总有一天会骑着白马去屠龙。
现在他知道了。他不是圣乔治,他连那条龙都不是。他只是那条龙脚下的、被踩碎的一朵花,或者更惨——是那个站在远处围观的人群里的、一个不知道该为谁鼓掌的人。
他最终没有去见符腾堡和巴登的代表。
他让普福尔特纳去谈。普福尔特纳是一个精明的政客,一个在巴伐利亚政坛混了三十年的老狐狸,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强硬,什么时候该软弱,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哭。
他走进会客厅的时候,符腾堡和巴登的代表已经吵了一整个上午了。符腾堡的代表是一个矮胖的男爵,脸涨得通红,领口敞开着,脖子上青筋暴起,拍着桌子喊:“我们不能背叛普鲁士!背叛普鲁士就是背叛德意志!背叛德意志就是背叛我们自己的利益!”
巴登的代表是一个瘦高的外交官,脸色苍白,手指细长,一直在抽烟,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他用一种冷静的、几乎是冷漠的声音说:“利益?什么利益?普鲁士赢了,我们是普鲁士的附庸;普鲁士输了,我们是普鲁士的陪葬品。这就是我们的利益?”
普福尔特纳坐下来,脸上带着一种老政客特有的、既不冷也不热的微笑。他先看了一眼符腾堡的代表,又看了一眼巴登的代表,然后慢条斯理地开口了。
“诸位。”他说。“我们都有共同的难题。普鲁士人要求我们出兵,法国人要求我们中立,奥地利人想要邀请我们一起在普鲁士背后捅刀子。而我们——我们只是几个小国,几个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小国。我们该怎么办?”
符腾堡代表的脸上带着一种被冒犯了的愤怒,他站起来,双手撑在桌上,身体前倾,像一只准备攻击的公牛。
“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站在赢的那一边!问题是谁会赢?如果普鲁士赢了凡尔登,我们就是叛徒。如果法国赢了凡尔登,我们就是普鲁士的陪葬品。我们必须在答案揭晓之前做出选择——但答案要到最后一刻才会揭晓。”
他说完,喘着粗气坐下来,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大口,水从嘴角溢出来,顺着下巴滴在领带上。
巴登代表的脸上带着一种常年熬夜的苍白,眼窝深陷,颧骨突出。
他慢吞吞地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抬起头,用一种几乎是疲惫的声音说:“我有一个建议。我们不妨——同时和两边谈。和法国人谈中立,和普鲁士人谈出兵。等到胜负分明的那一天,我们再做出最后的决定。”
他说完,又点了一根烟,火柴的火光照亮了他的脸,那张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一具蜡像。
普福尔特纳看着他,看了很久。他的目光在符腾堡代表和巴登代表之间来回移动,像一台天平在称量两边的重量。然后他笑了。那种笑不是冷笑,不是嘲笑,是一种一个人在深夜里照镜子的时候、看见自己脸上的皱纹又多了一道的时候,那种苦涩的、认命的、无可奈何的笑。他的嘴角向上弯了一下,但眼睛没有笑,眼睛还是冷的,冷的像十一月里的阿尔卑斯山。
“先生们。”他说。“这就是我们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我们永远在等。等别人打完仗,等别人分完脏,等别人在餐桌上吃完了肉,我们才有资格去捡那些掉在地上的面包屑。”
会客厅里安静了。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动,没有人咳嗽。只有窗外慕尼黑十月的风在吹,吹得树枝沙沙作响,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叹息。符腾堡的代表低下了头,看着自己的手。
巴登的代表吐出一口烟,烟雾在空气中慢慢散开,像一个人的灵魂在飘散。普福尔特纳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像坟墓一样的沉默。
他忽然觉得累,不是身体的累,是那种在政坛上混了三十年之后、忽然发现所有的算计、所有的妥协、所有的等待都毫无意义的时候,那种从骨头里渗出来的、像骨髓被抽空了一样的累。
十月九日,就在普军对凡尔登发起最猛烈进攻的同一天,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和黑森-达姆施塔特的代表在慕尼黑秘密签署了一份议定书。
议定书的内容很简单:四邦将在“适当的时候”共同宣布中立,并从普鲁士的军事联盟中退出。
“适当的时候”这个词是普福尔特纳加上去的。他知道,“适当的时候”就是“普鲁士输掉凡尔登的时候”。
如果普鲁士赢了,这份议定书就是一张废纸,他会把它从保险柜里取出来,扔进壁炉里烧掉,然后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如果普鲁士输了,它就是四邦的保命符,他会把它从保险柜里取出来,放在谈判桌上,对法国人说:看,我们一直是站在你们这边的。
他把这份议定书锁进保险柜里的时候,手在发抖。
不是因为怕,是因为他知道,无论结果如何,巴伐利亚都完了。如果普鲁士赢了,俾斯麦会发现这份议定书——他一定会发现的,他在柏林有无数个眼线——然后巴伐利亚就会变成普鲁士的一个省,路德维希二世会成为一个没有王冠的国王,像汉诺威国王一样,在流亡中度过余生。如果普鲁士输了,巴伐利亚获得了独立,但它会被夹在一个愤怒的法国和一个衰落的奥地利之间,永远在夹缝中求生,永远在强国之间摇摆,永远是一根风中的草。
他锁上保险柜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一句话——那句话是俾斯麦在1866年普奥战争之后说的:“德意志的问题不能用演说和多数决议解决,只能用铁和血。”他当时觉得那句话很可怕。现在他觉得那句话很可笑。因为铁和血至少是硬的、是热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他的巴伐利亚,只是一根在风中摇摆的草。他甚至不知道风会往哪个方向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