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章 怒火终将被点燃
清晨六时,莫里茨广场上的面包店门前已经排了三百米的长队。
有人在凌晨三点就来了,带着毯子、小板凳、还有孩子。毯子是旧的,磨得起了毛球,上面有洗不掉的污渍,边角被老鼠咬了几个洞。小板凳是自制的,三条腿,坐上去摇摇晃晃的,其中一条腿用铁丝缠了好几道,还是歪的。孩子们裹在毯子里,缩成一团,在晨风中发抖。
嘴唇发紫,眼睛底下有很深的青影,脸颊凹陷下去,颧骨像刀锋一样凸出来。肋骨一根一根地数得清,皮肤薄得能看见下面青色的血管。他们站在那里,像一架一架会呼吸的骷髅。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战争,什么是封锁,什么是俾斯麦的铁血政策。
他们只知道饿。
饿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胃在收缩,像一只攥紧的拳头,攥住了就不松开。是肠子在蠕动,像有一条蛇在肚子里翻滚。是嘴里不停地分泌口水,咽下去,又涌上来,咽下去,又涌上来。是脑子里不停地想着面包,想着那种发酵后的酸味,想着烤箱里飘出来的焦香,想着咬下去的那一刻,牙齿陷进松软的面包芯里,舌尖触到那一点点甜味。
是做梦都梦见自己在吃东西。梦见自己坐在一张堆满面包的桌子前面,面包堆得像山一样高,白面做的,黑面做的,粗麦做的,什么都有。伸手去抓,面包却在指尖变成了空气。醒来的时候发现枕头被口水浸湿了一大片,肚子还在咕咕叫,叫得像一只饿了三天的猫。
从九月开始,每人每天只能买一磅面包。
到了十月,变成半磅。
到了十月十五日这一天,变成四分之一磅。
面包店的门板上贴着一张告示,字迹潦草,像一个人在极度疲惫中写下的,笔画歪歪扭扭的,有几个字还写错了,划掉重写。“因面粉短缺,今日起每人限购二百克。售完即止。”
告示是用图钉钉在门板上的,图钉已经生了锈,锈迹从钉帽上流下来,在纸上留下两道褐色的痕迹。告示的边角被风吹得翘起来,有人用一块石头压着,石头是从街上捡来的,灰扑扑的,棱角都磨圆了。
有人在告示的空白处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字迹歪歪斜斜的,像是小孩子写的,又像是老人写的,手在发抖:“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吃饱?”
排在第一个的是一个叫弗里茨的码头工人。
他四十二岁,在汉堡港扛了二十年麻袋,肩膀上的老茧比鞋底还厚,一层叠着一层,像树皮一样粗糙。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掉的黑色油污,手指关节粗大,骨节突出,像一棵老树的根。
他的妻子三年前死了,死于肺结核。死的时候瘦得只剩骨头,眼睛还睁着,望着天花板,瞳孔散了,灰蒙蒙的,像两片蒙了尘的玻璃。留下一个八岁的女儿,叫格蕾塔,长得很像她妈妈——金黄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笑起来有两个酒窝,酒窝很浅,浅浅地陷在脸颊上,像两颗小小的句号。
他每天凌晨三点就来排队。冬天的时候,三点钟天还黑着,冷得骨头都在发抖。他裹着一件补了又补的大衣,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像一根钉在地上的木桩。
买到的面包分成两半,大的给女儿,小的给自己。
他已经瘦了二十斤。颧骨突出,眼窝深陷,锁骨一根一根地凸出来,像一架会走路的骷髅。他的皮带比原来紧了四个孔,裤子还是往下掉,他用一根绳子系着,绳子上打了三个结,三个死结,勒得紧紧的,勒出一道红印。
他后面是一个叫肯尼娜的洗衣妇。
她三十岁,丈夫在前线,已经三个月没有来信了。她每天洗十二个小时的衣服,手泡在水里泡得发白,皮肤皱起来,像泡在水里的纸。指关节肿得像萝卜,红通通的,弯都弯不过来。指甲盖下面永远有一圈黑色的霉斑,怎么洗都洗不掉。
赚的钱只够买半磅面包。
她有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三岁。五岁的叫汉斯,三岁的叫弗里达。汉斯已经开始懂事了,知道妈妈吃不饱,有时候把自己的面包掰一小块递给她,说:“妈妈吃。”她接过来,放在嘴里,嚼很久,嚼成糊状,再咽下去。弗里达还不懂事,只会哭,哭着喊“妈妈,饿,妈妈,饿”,喊得嗓子都哑了。
她每天把面包分成两份。小的给弗里达,大的给汉斯,她自己就喝水。
她已经喝了两个星期的水了。肚子鼓起来,胀得圆圆的,硬硬的,像塞了一个皮球。腿却细得像麻秆,走路的时候头重脚轻,摇摇晃晃的,像一根随时会倒的柱子。
嘴唇干裂,裂开的口子里渗出细细的血丝。牙龈出血,每天早上漱口的时候,吐出来的水是粉红色的。头发一把一把地掉,枕头上、衣服上、地上,到处都是,像秋天的落叶。
但她还在洗衣服。还在排队。还在把面包分成两份。
她后面是一个叫维尔纳的老兵。
他参加过1866年的普奥战争,在萨多瓦被奥地利人的子弹打断了左腿。子弹从膝盖上方穿进去,从腿后面穿出来,带飞了一块骨头。军医给他锯腿的时候,没有麻药,他咬着一根皮带,皮带咬穿了,牙齿咬在铁扣上,崩掉了一颗门牙。
他现在拄着拐杖,每走一步都疼得龇牙咧嘴。断腿的地方一到阴天就隐隐作痛,像有人用一根烧红的针在骨头里扎,扎进去,拔出来,再扎进去,再拔出来。
但他每天还是来排队。
他有一个孙女,十四岁,在兵工厂做学徒。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中间只有半个小时吃饭。挣的钱只够买四分之一磅面包。
她的手指被机器轧断了两根。左手只剩下三根手指,中指和无名指从根部断掉了,伤口已经愈合了,留下两个粉红色的、圆圆的疤痕。但她还在做工,还在挣钱,还在把挣来的钱交给他,让他去买面包。
他每天拿到面包的时候,都会先闻一闻。闻很久。然后小心地包好,塞进怀里,贴着胸口。走回家的路上,拐杖敲在石板地上,笃,笃,笃,一声一声的,像一个人的心跳。
七点整,面包店的门开了。
店主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脸上的肉松松垮垮的,像一只被喂得太饱的猪。下巴上有三层肉,一层叠着一层,走路的时候颤巍巍的。脖子上的肉垂下来,像火鸡的嗉囊,一抖一抖的。
他穿着一件沾满面粉的白围裙,面粉在上面结了痂,硬邦邦的,像一层壳。围裙上有一个一个的油渍,圆圆的,深褐色的,像地图上的岛屿,有大有小,有疏有密。
他站在门口,看着那条三百米长的队伍,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没有同情,没有厌恶,没有任何东西。他的脸像一面什么都没有的墙,灰扑扑的,平平的,光光的。
他手里拿着一把尺子。铁尺子,银白色的,磨得发亮,刻度都模糊了。他量着每一块面包,切得比尺子还准。每一刀下去都精确到毫米,不多不少,正好二百克。
他的动作很熟练。左手按住面包,右手握刀,一刀切下去,干净利落,没有碎屑。然后把切下来的那块放在天平上,天平是铜的,秤盘上全是面粉。指针指到二百克的时候,他就停住,一分一毫都不差。
像一台机器。
“每人二百克。不要挤。不要抢。谁抢,谁就什么都别想买。”
他的声音很平,没有高低起伏,像一个人在念一份他已经念了无数遍的告示。
队伍开始移动。
很慢。像一条快要干涸的河,水在石缝间缓缓地流,流不动了,就停下来,积成一滩一滩的死水。
弗里茨买了他的二百克。小心地放进布袋里。布袋是用旧衬衫改的,洗得发白,棉布都磨薄了,透光。上面缝着一朵小花,是他女儿格蕾塔缝的,粉红色的线,歪歪扭扭的,花瓣有大有小,有的胖有的瘦,但看得出来是一朵花。
他转身往回走。走得很急,步子迈得很大,拐杖都没拿,一瘸一拐的。想赶在女儿醒来之前到家,让她一睁眼就能看见面包。
他走了不到五十米,就听见身后传来一阵尖叫。
尖叫声很尖,很利,像一把刀划破了清晨的寂静。在空气中炸开,然后散开,在建筑物之间回荡,一声一声的,越来越弱,像水面上渐渐散去的涟漪。
他回过头。
看见肯尼娜倒在地上。手里还攥着刚买的面包,攥得紧紧的,指节发白。脸上全是血,血从额头上的伤口涌出来,顺着脸颊流下去,滴在衣领上,滴在肩膀上,滴在地上。血是鲜红的,在清晨的灰白色光线中,红得刺眼。
一个男人站在她旁边。手里拿着一把刀,厨刀,刀刃很窄,很薄,柄是木头的,缠着黑胶布。刀刃上还在滴血,一滴,两滴,三滴,滴在石板地上,溅开,像一朵一朵红色的花。
那个男人瘦得像一根竹竿。眼睛深陷进去,像两个黑洞,黑洞洞的,没有光。颧骨突出,像两块石头,棱角分明。嘴唇上全是干裂的白皮,一层一层的,像冬天的树皮。
他穿着一条沾满油污的裤子,膝盖上破了两个洞。一件破了一个洞的毛衣,洞在胸口,露出里面发黄的汗衫。脚上是一双露出了脚趾头的鞋子,大脚趾从破洞里伸出来,指甲又厚又黄,像一片龟裂的贝壳。
他直接抢走了肯尼娜的面包。
他抢走了肯尼娜排了四个小时队、用了一整天的工钱、等了两个星期才等到的区区两百克面包。
弗里茨没有多想。
他转身冲回去。步子很大,三步两步就冲到了那个男人面前。一拳重重打在他的脸上。
他的拳头很大。骨节粗壮,手指短粗,掌心全是老茧。像一把铁锤。
那一拳打在那个男人的鼻子上。鼻梁骨碎裂的声音在清晨的空气中格外清脆,像有人折断了一根干树枝。咔嚓一声,很脆,很短,很干脆。
那个男人倒下去。像一棵被砍倒的树,直直地倒下去,后脑勺磕在石板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面包从他手里滚出来,在地上滚了两圈,停下来,沾满了泥。
弗里茨弯腰去捡。
被那个男人一脚踹在胸口上。
那一脚踹得很重。踹得他喘不上气来,肺里的空气被一下子挤了出去,像一只被踩瘪的气球。胸口像被一块石头压住了,沉甸甸的,闷闷的,呼吸不了。
他摔倒在地。后脑勺撞在石板上,眼前一片发白,白花花的,什么都看不见。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有一千只蜜蜂在飞,嗡嗡嗡的,又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钟,铛,铛,铛。
他挣扎着爬起来。手撑着地,膝盖撑着地,一寸一寸地撑起来。眼前的白光慢慢散去,耳朵里的嗡嗡声慢慢变小。
看见那个男人已经跑了。跑得很快,瘦长的身影在街道尽头拐了个弯,消失在街角。脚步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听不见了。
他低下头,看着地上的面包。
面包上全是泥。湿泥,黑泥,粘在面包上,糊了一层。还有血——安娜的血,他自己的血。血和泥混在一起,变成一种暗红色的、黏糊糊的东西,糊在面包上,渗进了面包里。
他用手指把面包捡起来。手指在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愤怒?绝望?还是那种饿到极致之后、看见食物被糟蹋的时候,胃里翻涌上来的、酸涩的、灼热的东西。
他用手擦了擦。擦不掉。泥巴和血已经渗进了面包里,和面包成了一体。面包变成了灰红色的,软塌塌的,看不出原来的形状。
他把它递给肯尼娜。
肯尼娜接过来。没有说话。
她只是坐在地上,抱着那团沾满泥和血的、已经看不出形状的面包,开始哭。
她没有出声。没有嚎啕,没有尖叫,没有呼喊。只是眼泪从脸上流下来,无声地流。流过那些血,流过那些泥,滴在那团面包上。
一滴。两滴。三滴。
眼泪把面包上的泥冲开了一道一道的痕迹,弯弯曲曲的,像干涸的河床上的裂缝。
她哭了很久。
久到队伍已经散了。人们拎着各自的面包,低着头,慢慢地走回家去。没有人回头,没有人停下,没有人说话。只有脚步声,很轻的脚步声,像踩在棉花上。
久到面包店的门已经关了。店主把最后一块面包卖完,拉下铁门,锁上锁,转身走了。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胖胖的,圆圆的,像一只滚动的球。
久到太阳从东边移到了西边。影子从长变短,又从短变长。光线从金色变成橘红色,从橘红色变成紫灰色,从紫灰色变成灰蓝色。云在天上慢慢地移动,一块一块的,像一艘一艘的船。
然后她站起来。抱着那团面包,一步一步地走回家。
她的脚步很慢。很稳。像一个人在冰上走路,怕滑倒,怕摔跤,怕手里的东西掉下去。
她的孩子们还在等她。她的汉斯,她的弗里达,还在家里等着妈妈带面包回来。他们一定饿了。汉斯会安慰弗里达,说“妈妈很快就回来了”,弗里达会哭,会喊“妈妈,饿”,汉斯会把自己的手指塞进她嘴里,让她吮,说“吃这个,这个不饿”。
她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们,面包上有血,有泥,有别人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