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5章 陛下也信上帝？

一八七二年四月，巴黎，杜伊勒里宫。

塞利伊莎坐在御书房里，面前摊着厚厚一叠报告。最上面那份是艾蒂安·德·维尔福从孚日山脉隧道工地发来的。电文很短，只有一行字：“陛下，隧道通了。”她把这行字看了三遍。然后把电报放下，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是热的，她放下杯子，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巴黎在四月的阳光下安静而祥和，杜伊勒里花园里的栗树开满了白色的花，喷泉的水珠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她的手指在窗台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又一下。

杜兰德站在门边，手里拿着另一份电报。他没有出声，等陛下从窗前转过身来，才往前走了一步。

“陛下，维尔福先生的第二份电报。他说，铁轨已经开始铺设，预计一个月后可以从巴黎直接坐火车到斯特拉斯堡。十二个小时。”

塞利伊莎接过电报，看了一眼，放在桌上。

“给维尔福回电。告诉他，通车那天，朕会亲自去斯特拉斯堡。不是以皇帝的身份，是以一个乘客的身份。让他准备好一节车厢。”

杜兰德微微躬身，退了出去。

几天后，伦敦，白厅，英国外交部。德比伯爵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从巴黎来的电报。诺曼顿在电报里写道：法国人的巴黎-斯特拉斯堡复线铁路即将通车，从巴黎到斯特拉斯堡只需十二个小时。法国人还在修斯特拉斯堡到巴塞尔的铁路，打算把法国的铁路网和瑞士、奥地利连起来。德比放下电报，拿起笔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通知海军部，地中海舰队的巡航路线增加突尼斯沿岸。法国人在突尼斯的动作越来越快，我们不能装作看不见。”

又过了几日，巴黎，奥赛码头，法国外交部。奥利维耶站在会议厅的长桌前，面前摊着一幅巨大的欧洲地图。格拉蒙坐在他对面，手里拿着一支笔，正在面前的文件上写写画画。

“奥利维耶，英国人的态度变了。”格拉蒙放下笔，靠在椅背上。“以前他们在非洲的事上拖拖拉拉，现在开始主动谈了。不是因为他们变友好了，是因为他们发现法国在非洲的动作比他们预想的快。快，他们就急了。急了，就会让步。”

奥利维耶的手指在地图上尼日尔河的位置停了一下。

“格拉蒙，尼日尔河的事，谈得怎么样了？”

格拉蒙翻开面前的文件，翻到折角的那一页。他的手指点在一行字上，年息百分之三，十五年还清。

“英国人同意法国在尼日尔河下游设立三个贸易站，不驻军。货物自由流通。法国商人可以进去做生意，但不能插旗。旗是主权的象征，主权不能共享。英国人明白这一点，法国人也明白。所以不争主权，争利益。利益是实在的。主权是虚的。虚的留给英国人，实的留给我们。这是交换。”

奥利维耶沉默了片刻，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已经凉了，他没有皱眉。

“赤道非洲呢？”

格拉蒙翻到下一页，手指在另一行字上点了一下。

“赤道非洲，英国人同意划一块给法国。不是全给，是一块。从刚果河以北到乍得湖以南，大约一百万平方公里。比法国本土还大。条件是法国承认英国在尼日尔河下游和中非的既有利益。各得其所。”

奥利维耶看着他，看了很久。

“一百万平方公里。英国人这么大方？”

格拉蒙嘴角微微上扬。

“不是大方，是算账。那片地方他们管不过来。没有港口，没有铁路，没有航运。只有丛林、沼泽、蚊子和疟疾。管不过来不如让给法国人。法国人进去了，要修路，要建港，要开矿。修路建港开矿需要钱。钱从哪里来？从英国来。英国的资本进去了，法国的土地有了产出，产出来的东西要运出来。运出来需要船。英国的船运公司又有活干了。一环扣一环，环环都是生意。”

五月的第一天，巴黎到斯特拉斯堡的复线铁路正式通车。塞利伊莎站在巴黎东站的站台上，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军装式礼服，银白色的长发盘在脑后，用一根黑色的发带束着。她的面前停着一列崭新的火车，黑色的车头喷着白色的蒸汽，在晨光中像一团正在消散的云。车厢是深绿色的，车窗上镶着铜色的边框，车门上的黄铜把手擦得锃亮。艾蒂安·德·维尔福站在车厢门口，穿着一身深灰色的礼服，领口系着白色的领结。他的脸上有一道新添的伤疤，是在隧道工地上被飞溅的碎石划的。他在孚日山脉的隧道里蹲了整整一年，瘦了二十斤，头发白了一半，但眼睛还是很亮。

“陛下，车厢准备好了。从巴黎到斯特拉斯堡，十二个小时。臣在车上准备了午餐和茶。午餐很简单，是臣让人从斯特拉斯堡带来的酸菜香肠。陛下在巴黎吃不到这么地道的。”

塞利伊莎上了车，在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厢里很安静，只有车轮碾过铁轨的单调声响。她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巴黎的灰色石墙变成田野和村庄，从田野和村庄变成丘陵和森林，从丘陵和森林变成孚日山脉的青色轮廓。她的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又一下。她在想一件事。这条铁路修了两年。两年里，死了多少人？她不知道。艾蒂安的报告里从来没有写过死亡人数。他只写进度、写技术、写预算。不写人。她知道为什么。写了人，就写不下去了。人太多了。多得记不住名字，数不清数字。她闭上眼睛，在黑暗中，她看见了那些在隧道里挖石头的人。他们的脸上全是灰，分不清谁是谁。他们的手上有茧，有伤，有血。他们站在齐膝深的积水里，弯着腰，一镐一镐地挖，一锹一锹地铲。挖不动了，用炸药炸。炸完了，继续挖。有人被塌方的石头砸死了，有人被炸药炸死了，有人被积水淹死了。死了，抬出去，埋在工地旁边的山坡上。山坡上有一片墓地，没有墓碑，没有名字，只有一个个小土包。土包上有野草，野草在风中摇晃，像一群没有家的人。

火车在傍晚时分抵达斯特拉斯堡。太阳正在沉落，把整座城市染成一片金红。大教堂的尖塔在暮色中像一根指向天空的手指，灰色的石墙在夕阳中泛着温暖的光。站台上站满了人。不是官员，是斯特拉斯堡的市民。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他们穿着各自最好的衣服，站在那里，安静地等待着。看见火车进站，人群开始鼓掌。掌声不是整齐划一的，是混乱的、参差不齐的，像夏天的暴雨，像春天的雷声。

塞利伊莎走下火车，踏上站台。她的靴子踩在石板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站长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头发全白，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他站在那里，双手捧着一把巨大的金色钥匙——那是斯特拉斯堡城的钥匙，象征着城市向凯旋者献上自己的心。他走到塞利伊莎面前，弯下腰，把钥匙举过头顶。

“陛下，斯特拉斯堡欢迎您。”

塞利伊莎接过钥匙，看了一眼，还给他。

“站长先生，钥匙朕收下了。但斯特拉斯堡不属于朕。斯特拉斯堡属于斯特拉斯堡人。”她转过身，面对着站台上那些黑压压的人群。“你们用两年时间，修通了这条铁路。不是朕修的，是你们修的。你们的手上有茧，你们的背上有汗，你们的身上有伤。朕看见了。朕不会忘记。法兰西不会忘记。”

掌声又响了。这一次比刚才更响，更密，像是要把屋顶掀翻。站在人群最前面的是几个穿着工装的男人，他们的脸上全是灰，手上全是茧。他们是修铁路的工人，从隧道工地赶来的。他们站在站台上，看着那些穿礼服、戴礼帽的官员，看着那些举着相机、飞快记着什么的记者，看着那个银白色头发的年轻女人。他们的嘴唇在发抖，眼睛里有泪光在闪。没有人说话。他们只是站在那里，鼓掌。掌心里全是茧，拍在一起的声音很闷，但很有力。

塞利伊莎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停下来。她看着一个工人的手。那只手很大，手指粗短，指甲里嵌着永远洗不掉的黑泥。手掌上有厚厚的老茧，手背上有几道还没愈合的伤口。

“你叫什么名字？”

那工人愣了一下。他的嘴张了张，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有说出来。他的喉咙里堵着什么东西，咽不下去，吐不出来。旁边一个工友替他回答了。

“陛下，他叫皮埃尔。孚日山脉隧道工地，第三掘进班。”

塞利伊莎点了点头。

“皮埃尔，隧道通了。你该回家了。回家看看老婆孩子。她们等你很久了。”

皮埃尔的眼泪终于流下来了。他用手背擦了擦，没擦干净，又擦了一下。他的眼泪流进嘴里，咸咸的，涩涩的。他没有说话，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个银白色头发的年轻女人。她转身走了。她的背影在暮色中越来越小，被站台上的人群淹没了。他站在那里，看着那个方向，很久很久。

通车典礼在大教堂前的广场上举行。广场上挤满了人，从大教堂的台阶一直排到河边的码头。煤气灯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把整个广场照得通亮。一个临时搭建的讲台立在教堂门口，讲台上铺着红地毯，摆着几把椅子和一个麦克风。

塞利伊莎站在讲台上，麦克风在她面前，她用双手扶着桌沿。台下的喧哗声渐渐低了下去，最后完全消失了。

“斯特拉斯堡的人民们，”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像钉子钉进木板。“今天，铁路通了。从巴黎到斯特拉斯堡，十二个小时。不是两天，不是一天，是十二个小时。你们的货能更快地运出去，你们的钱能更快地赚回来，你们的亲人能更快地回到家。你们等了两年的铁路，朕给你们修好了。不是朕一个人的功劳，是你们自己的功劳。你们修的路，你们铺的轨，你们挖的隧道。朕只是站在这里，说一声谢谢。”

她停了一下，目光扫过台下那些黑压压的人群。

“谢谢你们。”

夜深了，塞利伊莎没有回巴黎。她住在斯特拉斯堡的洛伦茨旅馆，就是那个战前她和杜兰德住过的老旅馆。房间还是那一间，窗户朝着大教堂，能看见玫瑰窗在月光下泛着幽蓝的光。她站在窗前，看着那座她两年前只在晨雾中匆匆一瞥的大教堂。那时她来斯特拉斯堡，是为了见那个阿迦，那个后来被她处决的阿里。那时她没有心情看教堂，现在她有了。

“杜兰德。”

门边传来轻轻的脚步声。

“陛下。”

“明天早上，去大教堂做弥撒。不是以皇帝的身份，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

“陛下信上帝？”

杜兰德有点发懵，毕竟塞利伊莎之前的一系列行为都不像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甚至反倒像是一个.....不符合十九世纪风格的唯物主义者？

可没想到今天的塞利伊莎竟然主动要去祷告。这可真是老天开眼了。

塞利伊莎转过身，看着他。月光从她身后照进来，把她的脸藏在阴影里，只有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在昏暗中亮着。

“朕信。不是信上帝会帮朕，是信上帝在看。有人在看，朕就不敢做坏事。不敢做坏事，就不会被人恨。不被人恨，就不会被人杀。这是朕的信仰。”

杜兰德看着她，看了很久。他没有说话，只是微微躬身，退了出去。

六月，热那亚。意大利人的船厂在热那亚港的东侧，占地很大，从海岸一直延伸到山脚。船坞里躺着一艘还没建完的铁甲舰，龙骨已经铺好了，肋骨一根一根地立起来，像一具巨大的、还没有长肉的骨架。工人在骨架上爬来爬去，拿着铆枪，把钢板一块一块地铆上去。

造船厂的总工程师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子，头发稀疏，脸上永远带着一种“我很忙”的表情。他手里拿着一卷图纸，在船坞旁边走来走去，不时停下来，用笔在图纸上画几笔，然后继续走。他看见塞利伊莎从马车上下来，愣了一下，快步迎上去。他用法语说了一大串听不懂的意大利语，旁边的翻译用法语说了一遍。

“陛下，船厂进度比预期快了三个月。第一艘铁甲舰明年春天就能下水。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一年。”

塞利伊莎站在船坞旁边，看着那具巨大的骨架。她不懂造船，但她知道这艘船对意大利人意味着什么。意大利人在地中海被欺负了几百年，从威尼斯到热那亚，从那不勒斯到西西里，每一个港口都被外国人占领过，每一片海域都有外国军舰耀武扬威。现在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铁甲舰，终于可以在自己的海上挺起腰杆了。

“工程师先生，这艘船，叫什么名字？”

总工程师说了一大串意大利语。翻译说：“陛下，叫‘意大利’号。”

塞利伊莎点了点头，沿着船坞往前走。她的脚步很慢，每一步都很稳。

“告诉你们的国王，朕希望‘意大利’号下水的那一天，朕能来。不是以法国皇帝的身份，是以一个邻居的身份。法国和意大利是邻居。邻居之间，要互相帮忙。帮了忙，就不吵架。不吵架，日子就好过了。”

总工程师听不懂法语，但他听懂了那个名字。他深深鞠了一躬，然后直起身，转过身，对着工人喊了一句意大利语。工人们停下手中的活，摘下帽子，看着那个从巴黎来的年轻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