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0章 英伦之殇(其二)
十月的伦敦,雨停了又下,下了又停。白金汉宫的走廊里,脚步声越来越密。侍从们进进出出,神色凝重。布朗医生每天来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早上听肺,下午听肺,听完了在走廊里站一会儿,不说话。他把听诊器攥在手里,铜质的听头被他的手汗捂得温热。走廊的窗户开着,风从花园里吹进来,带着湿漉漉的泥土气息和落叶腐烂的甜腥味。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个在等判决的人。
维多利亚的病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坐起来喝半碗汤,把帕特农端来的鸡肉汤喝掉大半碗,碗底还剩一点,她推开了。帕特农端着碗,看着她把那点汤咽下去。她的喉咙动了一下,帕特农在数,咽了三下。她还跟帕特农说几句话,问迪斯雷利来了没有,声音很轻,但字是清晰的。帕特农说来了,在外面站着。她点了下头,眼皮垂下去,又睁开了。问内阁在吵什么。帕特农说不知道,内阁的事臣不敢打听。她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笑。
坏的时候,高烧不退,整个人昏昏沉沉的。被子被汗浸湿了,换了一床,又湿了。嘴唇干裂,裂开的口子里渗着细细的血丝。她的牙齿咬着下嘴唇,咬得很紧,帕特农用手指轻轻把她的嘴唇分开,看见下唇内侧有一道深深的牙印。她在发烫,烫得帕特农的手像贴在烧热的铁皮上。她的手在被子外面乱抓,抓床单,抓空气,抓不到任何东西。帕特农把手伸过去,她握住了,握得很紧,指甲陷进帕特农的手背里。帕特农没有抽开,趴在床边,另一只手一下一下地拍她的手臂。过了很久,她的手指松开了,又睡过去了。呼吸很浅,很急,像一只跑了一整天、再也跑不动的狗。
迪斯雷利每天下午都来,在门外站着,听布朗医生汇报病情。布朗的话每天差不多——体温、脉搏、呼吸、用药情况。数字在变,但变的方向不对。迪斯雷利听完,点一下头,转身走了。他不进去,一次都没有。不是不想进去,是不敢。他怕进去之后忍不住,怕在女王面前失态。他今年六十七岁了,在议会里被骂了四十年,从来没有失过态。但他知道,在那张床前,他撑不住。
十月十六日那天,伦敦的雾气薄了一些。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很淡,像被水洗过的金色,照在白金汉宫的窗户上,连玻璃都没有焐热就灭了。维多利亚的精神好了一些。她从昏睡中醒来,眼睛睁开了,不像前些天那样茫然地望着天花板,瞳孔里有了焦点,认出了帕特农的脸。
“帕特农,扶朕起来。”
帕特农扶着她坐起来,把枕头垫在腰后。她靠在枕头上,喘了片刻,胸口起伏得很慢。她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看了看自己的手指,瘦了,戒指在指节上松动了,转了一圈。她把戒指转回来,让它回到正面。
“给朕梳头。”
帕特农帮她梳了头,把棕色的长发编成一条辫子,用一根黑色的发带扎好。维多利亚抬手摸了摸辫子的末端,发梢有些干枯了。帕特农帮她换了一件干净的衣服,白色的睡衣,领口绣着一朵小小的蓝色矢车菊。
“叫本杰明来。”
帕特农愣了一下。
“陛下,您确定?”
维多利亚没有看她。帕特农不敢再问,站起来,快步走出卧室。走廊里的煤气灯还没有灭,橘黄色的光在白色的墙壁上投下斑驳的影子。迪斯雷利站在走廊尽头,背靠着墙,双手背在身后。
“首相先生,陛下请您进去。”
迪斯雷利挺直了身体,快步走过来。他在门口停了一下,整了整领结,推开门,走进去。帕特农没有跟进去,轻轻把门带上,站在门边,耳朵贴着门板。
迪斯雷利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曲着。他没有去握维多利亚的手,只是坐在那里,看着她。维多利亚靠在枕头上,看着他。两个人对视了片刻。房间里只有壁炉里木柴燃烧的噼啪声,偶尔一下,偶尔一下,像一只在远处啄木头的鸟。
“本杰明,朕想写一封信。”
“陛下写给谁?”
“塞利伊莎。朕的妹妹。”
迪斯雷利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笔是用惯了的,笔杆上的漆磨掉了大半,露出下面发黄的木头,笔尖还带着墨水,蓝黑色的,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幽暗的光。又从茶几的抽屉里取出一张信纸,纸是乳白色的,边缘烫着细细的金线。他把纸铺在维多利亚面前的被子上,把笔递给她。
维多利亚接过笔,手指扣住笔杆,第一下没有握住,滑了一下。她换了个姿势,把笔夹在中指和食指之间,握紧了。手在发抖,不是冷的抖,是那种一个人在把所有力气都用完之后连笔都握不住的抖。她把左手按在纸面上,压住,停了一下,深吸一口气。开始写。
妹妹。
朕累了。
她写完这四个字,笔尖停在纸面上。墨迹洇开,把“了”字的最后一笔泡成一团模糊的蓝色。她的手还在抖,她把手抬起来,放在被子上,手指伸开。笔从指间滑下去,滚到被子褶子里,停住了。
“本杰明,够了。”
迪斯雷利接过那张纸,低下头看着那几行字。字迹潦草,比平时小了很多,最后一个字被墨迹洇得几乎看不清。他把纸折好,两折,再一折,边角对齐,折痕锋利如刀。他把折好的信放进上衣内侧的口袋里,贴着心脏。
“陛下,臣会亲手交给信使。看着他出门,看着他上火车。天一亮,信就到巴黎了。陛下放心。”
维多利亚闭上眼睛。“那就好。”
窗外的天色又暗了。云层合拢了,那缕淡淡的阳光再也没有透出来。伦敦的钟声敲了四下,从威斯敏斯特的方向传来,闷闷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一面很小的鼓。
十月十九日深夜,御医布朗把迪斯雷利叫到了白金汉宫。走廊里的煤气灯调得很暗,所有的门都关着,所有的脚步都压得很轻。布朗站在女王卧室门外,手里拿着听诊器,声音很低。走廊里没有风,但窗帘轻轻动了一下,像有什么东西从外面经过。
“首相先生,女王陛下可能撑不过今晚了。肺部的炎症蔓延得太快了,药物已经不起作用了。她的心脏也在衰竭。臣无能为力了。臣尽力了。”
迪斯雷利没有说话。他站在那里,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微微蜷曲着。他低头看着自己的靴尖,靴子上沾着从家里跑出来时踩到的泥,还没有干。他的嘴张了一下,又合上了,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堵着,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他转过身,推开门,走进去。
卧室里的煤气灯只亮了一盏,放在床头柜上,灯罩是深绿色的,光线昏暗,把房间染成一片暗沉的青灰色。维多利亚躺在大床上,被子盖到胸口。她的脸很白,白得透明,像一张被水泡过的宣纸,皮肤下面的青筋清晰可见。嘴唇上的血色已经褪尽了,干裂出一道道细细的口子,有些地方渗着暗红色的血珠。她的眼睛半闭着,睫毛微微颤动,像一只快要合上的蝴蝶的翅膀。枕头被汗浸湿了,换过了,又湿了。帕特农跪在床边,手里握着维多利亚的手,把那只手贴在自己的脸颊上。她的手在发抖,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被子上,洇开一小团一小团的深色。
“帕特农,你出去。”迪斯雷利说。
帕特农抬起头看着他,眼睛红肿,鼻尖通红。她的嘴唇哆嗦了一下,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她低头看了维多利亚一眼,松开手,把那只手轻轻放回被子上。她站起来,退了两步,转过身,走出去,把门带上。门轴发出一声极轻的吱呀,像一个人在叹气。
房间里只剩下迪斯雷利和维多利亚。
他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椅面很硬,他只坐了三分之一。没有去握维多利亚的手,把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曲着,指甲盖下面那圈月牙泛着白。他看着她。她的呼吸很轻,轻得像一片落在水面上的叶子,刚触到水,停了一下,又沉下去了一点。每一次吸气都像在用完最后一点力气,每一次呼气都像在放弃什么。胸腔起伏的幅度比下午又小了一些。
他在心里数她的呼吸。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停。越来越慢,越来越轻,像一台快要停摆的钟。
“本杰明。”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像一个人在隔壁房间里说话,隔着墙,听不清,但能感觉到。她的眼睛没有睁开,嘴唇微微动了一下。
“陛下,臣在。”他把身体往前倾了倾。
维多利亚的手指在被子上动了一下,指节微微弯曲,像要抓住什么,又松开了。
“朕走了以后,英国交给谁?”
迪斯雷利看着她的手。那只手很瘦,骨节突出,皮肤薄得像纸,能看见下面青色的血管。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但她再也没有力气去护理它们了。他把目光从那只手上移开,看着她的脸。
“陛下,交给肯特一世的孙子,威廉·冯·肯特。他是合法的继承人。”
“合法的。”维多利亚把这几个字含在嘴里嚼了一下,像在尝味道。“本杰明,你见过他吗?”
迪斯雷利沉默了片刻。他把手从膝盖上拿起来,放在椅子扶手上,手指轻轻敲了一下。
“陛下,臣没有见过。但臣已经派人去了解他了。”
“了解他什么?”
迪斯雷利顿了顿,把目光移开,看着床头柜上那盏煤气灯。灯罩上有细细的裂纹,光线从裂纹里漏出来,在墙上投下一道一道细细的亮痕。
“陛下,了解他的脾气,了解他的秉性,了解他身边的人。知道他的脾气,就知道怎么跟他说话。知道他的秉性,就知道他会不会听别人的话。知道他身边的人,就知道谁在影响他。臣需要了解他,比了解任何人都深。因为他将是英国的国王。国王不能被别人左右。被别人左右的国王,不是国王,是棋子。”
维多利亚的手指在被子上又动了一下。
“本杰明,如果他不听你的呢?”
迪斯雷利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停了一下。煤油灯的火焰跳了一跳,墙上那些细细的亮痕也跟着晃了一下。
“陛下,臣不需要他听臣的。臣只需要他听英国的。英国需要稳定的欧洲,稳定的贸易,稳定的海军。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喜欢谁,他都不能改变这些。变了,英国就不是英国了。不是英国的英国,不会长久。不长久的国家,国王也坐不稳。”
维多利亚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缝。瞳孔在昏暗中涣散着,没有焦点,茫然地看着天花板上的壁画。壁画上的天使在煤油灯的光线中忽明忽暗,金色的光环已经不再发光了,像一块没有擦干净的旧铜器。
“本杰明,如果他不听英国的呢?”
迪斯雷利没有立刻回答,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关节粗大,皮肤粗糙,指甲里嵌着洗不掉的墨渍。
“陛下,那臣就让他听。不是臣一个人的事,是议会的事,是内阁的事,是英国的事。一个人可以不听另一个人。一个人不能不听整个国家。不听的人,会被抬走。”
维多利亚的手指在被子上停住了。她把手指收回来,蜷成拳头,攥了一下,松开了。
“本杰明,你总是知道该说什么。”
“陛下,臣不知道。臣只是知道不该说什么。”
维多利亚的眼睛又闭上了。睫毛不再颤动了,像一只终于合上了翅膀的蝴蝶。
“本杰明,朕写给塞利伊莎的信,你寄出去了吗?”
“寄出去了。陛下放心。臣亲自交给外交部的信使,看着他出了门。信使坐专列去加莱,加莱有船等着。天一亮,信就到巴黎了。”
维多利亚点了点头。点头的幅度很小,几乎看不出来,只是在枕头上蹭了一下。
“那就好。”
迪斯雷利坐在那里,没有再说话。房间里的煤气灯又跳了一下,灯芯烧短了,火焰矮了一截,光线更暗了。窗外没有风,窗帘一动不动。他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每一声都在走,每一声都在带走什么。
他想起第一次见到维多利亚时候的事。那是很久以前了,她还是个年轻的女孩,穿着一身深色的裙子,头发编成辫子。坐在书桌后面看着他,眼睛很亮,像两颗被打磨过的黑曜石。他说,陛下,臣会忠诚于您。她说,本杰明,朕不需要你的忠诚。朕需要你说真话。说真话的人,比忠诚的人更难找。
他后来一直在说真话,不是因为他想说,是因为她要求。她会听,听完之后不问“为什么”,她会想,想完了做决定。做错了,不怪他。做对了,不夸他。她只说“知道了”既不是赞扬,也不是批评。
他看着床上的维多利亚。她的呼吸又轻了一些,几乎听不见了,嘴唇微微张开着,像要说什么,但没有声音。
“陛下,您还有什么要交代臣的?”
没有回答。她的眼睛闭着,睫毛不动,胸口微微起伏着,起伏越来越浅,越来越慢,像水面上最后一圈涟漪正在散去。
迪斯雷利坐在那里,又等了很久。
她的手指忽然又动了一下。不是蜷曲,是抬起来,像要去抓什么。
“本杰明……”
“陛下,臣在!”
“英。国。不,不能。与法......”
话音未落,她的手指就已经落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