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8章 征服印度支那（其三）

远征方案的正式文本在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送到了杜伊勒里宫。夏斯卢·洛巴亲自送来的，厚厚的一叠，用蓝色封皮装订着，封面上烫着金色的标题——《关于在印度支那展开军事行动的初步方案》。纸张很新，油墨的味道还没散尽。他在书桌前站定，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按了一下，指节泛白。

“陛下，方案改了三次。第一版，兵力一万人，预算两千万。马涅先生说太多了，拿不出来。他说国库里没有这笔钱，除非陛下愿意推迟北部铁路的工期。臣不愿意，陛下也不会愿意。第二版，兵力八千人，预算一千五百万。勒伯夫元帅说八千人够用了，但海军陆战队要配齐火炮和弹药。他从东线的储备里给臣调了十二门新式速射炮，炮管上还涂着防锈油。第三版，兵力七千五百人，预算一千四百万。臣砍掉了两个炮兵连，用海军舰炮代替。舰炮的火力比陆炮猛，射程远，射速快，还省了陆炮的运输费用。一吨炮弹从土伦运到西贡，运费比炮弹本身还贵。臣算过这笔账了。”

塞利伊莎翻开方案，从头看到尾。她的目光一行一行地移动，在每一个数字上停一下。兵力、舰队、补给、预算、时间表。每一项都列得清清楚楚，每一个数字都有出处。她看完了，合上方案，放在桌上。

“侯爵，湄公河的水文情况，你们派人去勘测过了吗？”

夏斯卢·洛巴从文件里抽出一张折叠的地图，展开铺在桌上。地图上是湄公河三角洲的水系图，每一条河道都用不同颜色的线条标了出来，旁边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水深、宽度、流速、潮汐，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标注了勘测的时间和人员。

“陛下，臣派了两名海军军官，化装成商人，坐商船进了湄公河。他们在河口待了一个半月，昼伏夜出，用铅锤测水深，用六分仪测河宽，用秒表测流速。他们一路测到金边，画了详细的水文图。河口太浅，大船进不去，吃水超过两米的船就会搁浅。但炮舰可以，臣挑选的十二艘炮舰吃水都不到两米。臣亲自去船厂量过，一艘一艘量的。船况良好，火力够用。每艘炮舰配一门一百五十毫米前装线膛炮和两门机关炮，射速每分钟将近一百发。”

“阮朝的军队呢？你们摸清了吗？”

夏斯卢·洛巴翻到方案的第二十页，手指点在一行划了红线的数字上。

“摸清了。阮朝的军队号称十万，实际上能打的不到三万。分散在从北到南的各个据点里，彼此之间没有协调，各守各的地盘。武器是老式的火绳枪，枪管是铁皮卷的，打两发就烫得握不住。炮是前装铜炮，射程不超过五百米，炮架是木头的，打几发就散了。法军的步枪射程一千米，一分钟能打近十发。炮射程三千米，一分钟能打三四发。武器优势是碾压性的。阮朝朝廷内部也有矛盾，南部权臣阮文祥跟朝廷不对付。他在南部经营多年，手里有兵、有钱、有粮。朝廷派去的官员被他架空了，说话没人听。臣已经派人去接触了，从西贡天主教堂找了一个会说越南话的法籍教士，带了两瓶波尔多红酒，装在木箱里，外面裹着稻草。如果谈得拢，阮文祥可以在法军登陆的时候按兵不动，甚至提供补给。”

塞利伊莎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停了一下。

“侯爵，阮文祥是权臣。权臣靠不住。今天靠得住，明天靠不住。明天靠不住，后天就会翻脸。翻脸了，朕的兵就回不来了。”

夏斯卢·洛巴低下头沉默了片刻。

“陛下，靠得住的只有自己。但自己需要时间。阮文祥可以给朕时间。给时间的，就是朋友。朋友可以翻脸，但翻脸之前的时间，够朕做很多事了。”

几天后，殖民部与陆军部的联合审议在奥赛码头举行。长桌两侧坐满了人，海军和殖民部的官员坐在左侧，陆军的将校坐在右侧。勒伯夫元帅坐在长桌一端，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手指粗短，骨节突出。他的脸上那道旧伤疤从眉骨一直延伸到下颌，在煤气灯的光中泛着暗红色。那份远征方案摊在长桌中央，翻开到预算那一页。

“七千五百人，一千四百万法郎，一年时间。打不下来怎么办？”勒伯夫的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石头。

夏斯卢·洛巴坐在他对面，手指按在方案上。

“元帅，打不下来就撤。撤也要快。臣已经安排了足够的运兵船，一个月内可以把所有部队撤出土伦。撤不回来的人，臣不让他们去。”

“撤回来了，法国就丢脸了。丢脸的事，法国丢不起了。”

夏斯卢·洛巴看着他，目光没有躲闪。

“元帅，法国在凡尔登守了多少天。法国在马恩河谷打赢了普鲁士人。法国不会因为一次远征失败就丢脸。丢脸的只有不敢去的人。”

勒伯夫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

“去。但不要死太多人。死多了，陛下会难过。陛下难过，臣也会难过。臣不想难过。”

审议通过了。殖民部在方案上盖了章，陆军部也在方案上盖了章。

六月初的一个清晨，塞利伊莎在御书房召见了贝莱。她穿着一身深蓝色的晨裙，银白色的头发松松地挽在脑后，几缕碎发垂在耳际。面前的桌上摊着远征方案和他的人事档案。她翻开档案，第一页是他在圣普里瓦村血战的记录，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时间和数字。她看了一遍，合上，放在桌角。

“贝莱中校，你在圣普里瓦守了多少个小时？”

“回陛下，三十六个小时。”

“多少人？”

“八千。”

“还剩多少？”

“三千五百。陛下，臣不会算账。臣只会打仗。打仗的人把数字记在心里。臣只知道，圣普里瓦守住了。该守的守住了，该死的人死了，该活的人活了。”

塞利伊莎看着他，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在他脸上停了一下。他比她想象的还要年轻，三十二岁，脸上的线条已经被风沙刻得太硬，颧骨高耸，眼窝深陷。那是一张见过太多死亡之后还没有垮掉的脸，但下巴的线条很硬。他把手背在身后，手指微微蜷曲着。

“贝莱中校，朕要你去印度支那。不是去守，是去打。兵力七千五百人，炮舰十二艘。你的任务是控制湄公河三角洲，扶植傀儡政权，逐步蚕食。朕给你一年时间，预算一千四百万法郎。多一天，多一法郎，朕都不批。朕不是小气，朕是没钱。马涅先生的国库里就这么多。花完了，朕连军饷都发不出来。”

贝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靴跟并拢，背脊挺得像一杆标枪。

“陛下，臣小时候在阿尔及利亚待过三年。那时候臣的父亲在奥兰当驻军，臣每天跟着土著士兵上山下河，学会了在热带活下来的办法。臣知道什么时候该喝水，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该收衣服。臣也知道怎么带兵在热带打仗。热带打仗跟欧洲打仗不一样，兵不能穿厚大衣，喝水不能喝生水，睡觉不能在地上。臣都学会了。”

塞利伊莎站起来绕过书桌走到他面前。她伸出了手。贝莱握住那只手。她的手很凉，很细，手指修长。他握了一下，松开。她的手攥着他的，又攥了一下，才松开。

“陛下，臣会把三色旗插在湄公河畔。旗插了，臣就回来。回不来的臣，臣不让他们去。”

“朕等你。”

远征军的组建在六月的第一周正式开始。海军部长办公室的灯彻夜不熄，征兵令从土伦、马赛、布雷斯特发出，动员电报从巴黎发往阿尔及尔、奥兰、君士坦丁。海军陆战队三千人是从各舰队的陆战营里抽调的老兵，外籍军团两千五百人是各国来的志愿兵，阿尔及利亚轻步兵两千人还是在阿尔及利亚山地打过仗的本土士兵。很多人没出过非洲，更不知道亚洲是什么样子。征兵站排起了长队，老兵们沉默着，新兵们在笑。

半数以上的老兵来自凡尔登和马恩河谷。他们在那片泥泞的血肉磨坊里活了下来，手上全是茧，身上全是疤，眼睛底下有两道永远消不掉的青影。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拿枪。活着，拿枪是为了活着。新兵是刚入伍的，年轻，眼睛里有光。他们不知道战争的真正样子，以为打仗就像阅兵式上的走步，以为子弹不会打中自己，以为刺刀不会捅进自己的肚子。他们会知道的。

训练在土伦港附近的海岸和科西嘉岛进行。六月的太阳把沙滩晒得发烫，赤脚踩上去会起泡。丛林战、登陆作战、热带生存，每一个科目都是为印度支那量身定做的，没有一样是多余的。士兵们每天在烈日下跑二三十公里，全副武装，步枪、弹药、背包、水壶，负重将近三十公斤。有人在科西嘉的丛林里中暑晕倒，被抬到树荫下灌了几口凉水，醒来继续跑。有人在登陆训练中从网绳上摔下来，摔伤了腿，被抬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剩下的人继续练。

贝莱每天跟着士兵一起跑，一起爬，一起练。他背着跟士兵一样重的背包，穿着跟士兵一样的靴子，在丛林里被树枝划破了脸，一声不吭。他站在登陆艇的船头，第一个跳进齐腰深的海水里，举着枪向岸边冲。士兵们看见他冲了，也跟着冲了。他跑在最前面，靴子陷在湿沙里，拔出来，再陷进去，再拔出来，一直在跑。一个老兵对旁边的新兵说，跟着他，他不会让你死。新兵看着那个冲在最前面的背影，把枪攥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