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9章 征服印度支那（其四）

七月中旬，土伦港。十二艘炮舰停泊在军港的东码头，灰色的舰身在阳光下泛着冷冽的金属光泽。这些船都是从波罗的海封锁线上撤下来的，在北海的风浪里泡了好几年，船底长满了海蛎子。它们在船厂里待了三个月，换了锅炉，擦了炮管，重新刷了漆。

舰队司令杜佩雷海军上校站在旗舰“迪盖-特鲁安”号的舰桥上，手里拿着望远镜。他四十五岁，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在波罗的海指挥炮舰编队封锁普鲁士港口的时候，他在舰桥上站了好几天没合眼，耳朵被炮声震得嗡嗡响了许久，至今左耳还听不太清。但他的眼睛很好，好到能从望远镜里看出风向的变化，看出海浪的纹理。

塞利伊莎走上“迪盖-特鲁安”号的舰桥时，杜佩雷上校立正敬礼。

“陛下，舰队集结完毕，随时可以出发。十二艘炮舰，各舰弹药、粮食、淡水充足。官兵两千一百人，每人都打过两针奎宁。臣在波罗的海封锁线上待过，知道海上补给的重要性。臣已经安排了三艘运兵船和一艘货船随行，装载了半年的粮食、弹药和药品。”

塞利伊莎站在舰桥上看着码头上那些送行的人。士兵们站在船舷边向岸上挥手。岸上的亲人在挥手，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站在那里不动。她看了很久，一句话都没说。

马涅对预算的最终核准文件是在舰队出发前两天送到杜伊勒里宫的。文件用白色公文纸抄写，边角参差不齐，好像被什么液体浸过。马涅的字迹还是工工整整的，但最后一行有一团明显的墨渍——他在那个地方停笔很久，可能是在犹豫，也许只是在想别的事。

“远征军预算一千四百万法郎。分两年拨付。不得超支。超支部分由海军与殖民部自行筹措。马涅。”

塞利伊莎拿起羽毛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塞利伊莎，笔锋凌厉，墨迹饱满。她把文件递给杜兰德。

“送到马涅先生那里。告诉他，朕不会超支。超了，朕从皇室经费里补。”

情报准备工作从年初就已经开始了，比远征方案还早了好几个月。夏斯卢·洛巴从驻交趾支那的传教士网络弄到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法国传教士在越南南部待了几十年，会讲本地话，穿本地人的衣服，吃本地人的饭。他们知道哪个村子支持阮朝，哪个村子恨阮朝；知道哪个官员可以收买，哪个官员宁死不屈；知道哪条河在雨季会涨水，哪条路在旱季可以走马车。他们把情报写成报告塞进圣经的封皮里，交给定期往返于西贡和香港的商船。商船上的法国水手把情报藏在煤仓里，带回了马赛。

杜佩雷上校把情报汇总成了一份厚厚的报告，塞利伊莎在御书房里看了整整一个下午。阮朝的兵力部署图上用红笔标出了每一个据点的位置和兵力，湄公河三角洲的水文图上标出了每一条可通航的河道和每一处适合登陆的滩头。她翻到最后一页拿起羽毛笔在报告末尾写了一个字。“准。”

七月的最后一天，塞利伊莎召集了远征前的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奥利维耶、马涅、勒伯夫、格拉蒙、布罗伊都在，夏斯卢·洛巴也来了。长桌上的亚洲地图用红笔标出了湄公河三角洲和西贡的位置，旁边贴着贝莱远征军的行军路线图。

塞利伊莎坐在主位上没有穿军装，一身深灰色的晨裙，银白色的头发盘在脑后。她的目光从奥利维耶移到马涅，从马涅移到勒伯夫，从勒伯夫移到格拉蒙和布罗伊，最后停在夏斯卢·洛巴的脸上。

“诸位，印度支那的事，定了。兵有了，船有了，钱也够了。朕今天请你们来，不是来商量的。是来告诉你们的。朕决定远征印度支那。朕的理由不是丝绸，不是香料，不是茶叶，不是锡矿，不是大米。理由是法兰西需要一个可以呼吸的地方。在欧洲，法兰西永远在别人的影子里。在英国人的影子里，在德国人的影子里。朕不想在影子里活一辈子。朕要去印度支那，把法兰西的旗插在湄公河畔。旗插了，法兰西就有气了。法兰西活了，你们也活了。”

会议结束后，塞利伊莎单独留下了贝莱。他站在书桌前穿着那身旧军装，圣普里瓦村给他留下的伤疤在左肩上，被军装遮着。

“贝莱中校。”

“陛下。”

“朕不给你写详细的作战计划。朕只会告诉你朕要什么。朕要西贡。朕要湄公河三角洲。朕要阮朝的朝廷知道，法兰西不是好惹的。怎么打，是你的事。打不下来，朕换人。打下来了，朕升你。”

贝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靴跟并拢，背脊挺得像一杆标枪。

“陛下，臣不要升官。臣只要一件事。”

“说。”

“陛下在杜伊勒里宫等臣回来。等臣把三色旗插在湄公河畔，插了，臣就回来。”

出征令签署仪式在杜伊勒里宫的金色沙龙举行。长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两份文件。一份是法文，一份是越南文。羽毛笔插在墨水瓶里，笔尖在烛光中闪着金光。

塞利伊莎拿起笔，在第一份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塞利伊莎。笔锋凌厉，墨迹饱满。她在第二份文件上签了同样的名字，把笔放下。

“杜兰德，送到夏斯卢·洛巴那里。让他转交远征军。将士们出征前，每人抄一份，贴在船舱里。朕要他们知道，朕在巴黎看着他们。他们死了，朕在。他们活着，朕也在。”

训词很短，她写在一张小卡片上，字迹很小，很密，但每一笔都很清楚。

“法兰西的士兵们，你们要去的地方很远。远到朕在地图上用两只手才够得到。但朕的心跟你们一起去。旗插在哪里，朕的心就在哪里。塞利伊莎。”

她把卡片折好，装进信封，用火漆封住。

八月的第一天，土伦港。舰队起锚的日子。

塞利伊莎站在码头上，面前停着十二艘炮舰。灰色的舰身在晨光中泛着冷冽的金属光泽。舰首的三色旗在海风中猎猎作响，旗帜的边缘被风吹得卷起来，露出下面白色的帆布。水兵们穿着白色的制服站在船舷边，排成一排，步枪扛在肩上。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

“迪盖-特鲁安”号的舰桥上，杜佩雷上校立正敬礼。

“陛下，舰队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出发。”

塞利伊莎点了点头。

“去吧。”

贝莱从舰桥上走下来，在她面前站定。他敬了一个军礼。

“陛下，臣走了。”

“朕等你。”

贝莱转过身，大步走上舷梯。他的靴子踩在铁踏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他在舷梯顶端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码头。塞利伊莎站在码头上，穿着一身深灰色的晨裙，银白色的长发在风中飞舞。她的手指攥着裙摆，攥得很紧，指节泛白。

他转过身，走进舰桥。

舰队驶出土伦港的时候，太阳刚从东边的山后面升起来。海面上铺开一条金色的路，从船头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塞利伊莎站在码头上，看着那十二艘炮舰渐渐远去。舰身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海平线下。

杜兰德把厚大衣披在她肩上。

“陛下，回宫吧。海风大，吹久了头疼。”

塞利伊莎没有动，她就那样站在那里，看着那片灰蓝色的海面。那里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风，只有浪，只有看不见的远方。

“杜兰德，你说，他们能活着回来吗？”

杜兰德沉默了片刻。他的手还搭在大衣上，没有收回来。

“陛下，臣不知道。臣只知道，他们去的地方很远。远到臣在地图上用两只手才够得到。但他们的心跟陛下在一起。陛下在，他们就活着。”

塞利伊莎转过身向马车走去。靴子踩在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一下一下的，像心跳。她在马车门口停了一下，回过头，看了一眼那片灰蓝色的海面。她站了片刻，弯腰钻进了马车。车门关上了，马蹄声响起，马车缓缓驶离。

她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脑子里转着贝莱的脸，转着他敬礼时的样子，转着他走上舷梯时回头的那个眼神。她在想他会不会回来。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把他送走了，送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远到她在地图上用两只手才够得到。

贝莱站在“迪盖-特鲁安”号的舰桥上，看着法国的海岸线在晨雾中渐渐模糊，变成一道灰白色的线，变成一小片灰白色的影子，最后什么都没有了。他手里攥着塞利伊莎给他的那封信，还没有拆开。舰队驶过直布罗陀的时候，他以元首的名义拆开了它。

信很短，只有几行字。字迹他认得，是塞利伊莎的亲笔。

“贝莱中校，朕在杜伊勒里宫等你回来。”

杜佩雷上校走到贝莱身边，递给他一杯咖啡。

“贝莱，你在想什么？”

贝莱没有回答。他把信折好，放进口袋里，贴着心脏。衣袋布料薄薄的，他能感觉到那封信的边角硌着皮肤。

“上校，从土伦到西贡，要走多久？”

“至少三个月。穿过地中海，过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一路都是夏天。”

“三个月。够士兵们学会在船上怎么活着了。”

舰队继续向南。地中海的海面灰蓝色的，浪不大。士兵们有的在船舱里打牌，有的在甲板上晒太阳，有的在写家书。纸被海风吹得哗哗响，铅笔尖断了，再削，又断了。一个年轻的士兵坐在甲板角落里，把写好的信折成一个小小的方块，塞进信封里。信封上写着他在里昂的母亲的地址。他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寄到，但他还是写了，写了母亲的名字，写了自己很好，写了不要担心。他写完最后一行字，搁下了笔。

贝莱站在舰桥上，手里拿着望远镜，看着前方那片灰蓝色的海面。印度支那在等着他。西贡在等着他。湄公河在等着他。他不知道那里有什么，但他知道他的士兵在等他。等他下令，等他说冲，等他说撤，等他说活着回来。

他把望远镜放下，转过身走进舰桥。

“杜佩雷上校，让各舰船长到旗舰开会。明天上午，臣要部署西贡的作战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