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3章 巴黎的秋天忧郁而漫长

巴黎的秋天是在塞纳河上的雾气变浓之后才真正到来的。杜伊勒里花园里的栗树开始落叶，金黄色的叶子铺满了草坪，园丁每天早晨都要扫一遍。御书房的壁炉已经点上了，火烧得很旺，木柴在火焰中噼啪作响。

塞利伊莎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厚厚一叠文件。最上面那份是海军部刚送来的报告，蓝色封皮，烫金的标题——《法国海军现状评估及未来发展规划》。她翻开第一页，看到一行字。“英国海军在英吉利海峡的演习频率较去年增加了一倍。演习区域已从英国领海边缘扩展到法国领海附近。假想敌的公开指向。”

她的手指在那行字下面划了一道红线。

肯特一世即位后的这一年多里，英法关系像塞纳河上的雾一样一点一点地变浓了，浓到看不清对岸。不是突然翻脸的那种恶化，没有人宣战，没有人召回大使，没有人在报纸上互相攻击。是一种慢慢渗进来的、像冬天从石墙缝隙里钻进来的那种冷。你脱不掉大衣，只能一直穿着，穿着穿着就习惯了。

英国海军在英吉利海峡的演习从春天一直持续到了秋天。一波接一波的，十二艘铁甲舰、八艘巡洋舰、十六艘炮舰，在法国领海边缘来回穿行。舰首劈开的海浪涌上法国西海岸的沙滩，退下去，又涌上来。法国渔民不敢出海了，他们的船停在小港口里。布列塔尼的一个老渔民给当地议员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他在海上打了一辈子鱼，没见过这么多军舰。

英国海军的预算还在涨。肯特一世向议会提交的海军追加预算案通过了，每年二百四十万英镑，分五年拨付，建造十二艘新式铁甲舰和六艘巡洋舰。朴次茅斯、普利茅斯、查塔姆三大船厂同时开工，工人三班倒，船坞里的龙骨一艘接一艘地铺。泰晤士报的评论文章说，英国的海上霸权不允许任何国家挑战。一百年来是这样，一百年后也是这样。

勒伯夫元帅在给塞利伊莎的密报里写了这么一句话。“英国人的舰队在英吉利海峡转了一整年。臣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看我们的反应。臣不反应，他们就会靠得更近。臣靠得近了，他们就会进。臣进了，臣退不退？”

塞利伊莎看完电报，把它放在桌角，拿起了另一份文件。那是殖民部送来的海外领地汇总报告。印度支那、西非、赤道非洲、马达加斯加、加勒比的海岛，一块一块的，散落在世界地图上。这些地方都需要海军保护。商船需要护航，港口需要防御，海外的法国人需要有人替他们撑腰。

印度支那的大米一船一船地运往马赛，红河上的法国商船越聚越多。西非的棕榈油、花生、棉花也要运出来，赤道非洲的木材在码头上堆着等船。马达加斯加的传教士需要保护，加勒比的海岛需要有人看着，不能让英国人摸进去。

夏斯卢·洛巴在报告的最后一段写了一句话。“陛下的殖民地越来越大，臣的船越来越不够用了。”

普法战争的经验教训是勒伯夫元帅在那份报告里反复强调的。他写道，波罗的海封锁线的成功证明了一件事，海军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不是打胜仗，是让敌人不敢出门。法国舰队在波罗的海往那里一站，普鲁士人的船就出不来了。他们的工厂没有煤，他们的士兵没有粮，他们的海岸线成了法国的靶场。不是法国海军打垮了普鲁士，是法国海军困死了普鲁士。

战争期间，法国海军在波罗的海封锁线上守了好几个月。格拉斯上将站在“普罗旺斯”号的舰桥上，看着那些被堵在但泽港里的普鲁士商船，望着海平线，盼着煤船从英国开来。法国海军的短板在战争中也暴露得一清二楚。军舰不够多，航速不够快，补给线拉得太长。从布雷斯特到波罗的海，两千海里，每一吨煤都要绕过大半个欧洲。格拉斯上将在战后的总结报告里写了一句话。“臣的兵不缺勇气，臣的船不缺炮弹。臣缺煤。”

塞利伊莎在这行字下面划了一道线，在旁边写了一行批注。“煤的问题。朕记下了。”

勒伯夫元帅在报告的结论部分写了一段很长的话。他说，法国陆军是欧洲第一，这是普法战争证明了的。但欧洲第一的陆军只能保法兰西的陆地。法兰西的海岸线那么长，殖民地那么多，商船队那么大，陆军帮不上忙。臣不能从东线抽调一兵一卒去守西非的港口，臣不能骑着马去追海盗。臣需要海军，不是代替陆军，是和陆军并重。从大陆第一到海上并重，这是法兰西绕不过去的坎。

印度支那的征服让海军的需求变得急迫起来。贝莱在战后发回的电报里多次提到，西贡到马赛的海路太远了。沿途需要煤站，需要补给点，需要能够修理军舰的船坞。臣的船从西贡出发，过南海，过马六甲，过印度洋，过苏伊士，过地中海，到马赛。这条路上臣的船是孤立的，孤立就危险。臣需要沿线有臣的港口，有臣的煤，有臣的炮。不是为了打仗，是为了让臣的船能活着回来。

西非和赤道非洲的殖民地也需要海军。贸易航线从非洲西海岸延伸到好望角，从好望角延伸到印度洋，从印度洋延伸到远东。沿途的商船随时可能遇到海盗，遇到敌对国家的军舰，遇到各种叫不出名字的风险。商船不能带炮，商人不能打仗。他们只能指望海军。

加勒比的海岛虽然在和平时期没什么用，但一旦打起仗来，那些港口就是法国舰队在西半球的落脚点。敌人也会这么想。臣不占，敌人就占了。敌人占了，臣就进不去了。

法国商船队的扩张也是在战后才真正开始的。战争期间商船被征用了不少，战后归还给原主，船体锈了、锅炉老了、帆破了。船主们一边骂政府，一边修船，一边跑新航线。印度支那的米、丝绸、锡矿，西非的棕榈油、花生、棉花，赤道非洲的木材、象牙、橡胶。每一样都需要船运，每一条航线都需要海军护航。

马赛商会的会长在给塞利伊莎的信里写道，臣的船多了，臣的货多了，臣的账本上的数字也多了。但臣的怕也多了。臣怕海盗，臣怕英国军舰，臣怕一切在海上能够拦住臣的东西。臣需要陛下的海军。

塞利伊莎看完这封信，拿起羽毛笔在信纸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朕的商人在海上跑，朕的兵在海上看。这是朕的本分。”

国内政治与民意的推动力也不小。塞利伊莎的威望正处于登基以来的最高点。马恩河谷的胜利是上一场战争的遗产，印度支那的征服则是正在发生的红利。报纸上天天在登，印度支那的大米运到了马赛，印度支那的丝绸织成了里昂的华服，印度支那的锡矿做成了巴黎工厂的罐头。老百姓不一定看得懂这些，但他们看得懂米价。米价降了，日子好过了，皇帝是个好皇帝。

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大国地位”成了人们的共识。咖啡馆里的人在议论法国应该造多少铁甲舰，报纸上的评论文章在比较法国海军和英国海军的吨位差距。有人在巴黎街头搞了一个募捐，说是要给海军买一艘铁甲舰。募捐箱摆了好几天，里面装满了铜板。

海军在法国民众中的正面形象是战争带来的。波罗的海封锁线的故事被写成了报道，格拉斯上将在舰桥上站了几十个小时的事迹被编成了歌谣。水兵们的白色制服和军舰上的三色旗成了孩子们画画的主题。

造船业和钢铁工业对海军订单的渴望更直接。洛林的钢铁厂在战后建了新的高炉，产能翻了一倍，需要有人来买。圣纳泽尔的造船厂在战争期间修过军舰，现在想造军舰。工人们不怕加班，怕的是没活干。他们写信给议员，议员写信给海军部，海军部写信给塞利伊莎。

议会中海军派的游说力量也在增强。议员们来自沿海城市，来自有船厂的省份，来自需要海军保护的殖民地。他们在议会上发言，在报纸上写文章，在宴会上拉拢同僚。他们的理由很直接，法兰西需要海军来保护法兰西的利益。法兰西的利益在海上，不在陆地上。

塞利伊莎对肯特一世的政策有自己的判断。她看过杜兰德送来的每一份英国情报，从英国海军的演习区域到肯特一世的日常行程。她在御书房的地图前站了很久，手指按在英吉利海峡的位置上。

“杜兰德，你说英国人在怕什么？”

杜兰德站在她身后，手里没有拿任何东西，双手垂在身侧。

“陛下，肯特国王不是怕，是不信任。他不信任法国，不信任任何人。他只信任英国的海军。英国的军舰在他手里，他才能安心。”

塞利伊莎的手指从英吉利海峡移到大西洋，从大西洋移到地中海，从地中海移到印度洋。

“他不信任朕，朕也不信任他。但朕可以让他怕朕。不是让英国怕法国，是让肯特国王怕法国的海军。他的海军在他手里，朕的海军在朕手里。他的船比朕的多，朕的船比他的快。多和快哪个赢，试试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