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章 法语考卷上的最后一题，让监考老师手抖了
六月三号。下午两点。
外交学院二号阶梯教室。
法语期末考试。
监考的是法语系的陈教授。
他站在讲台上，看着底下乌压压的四十七个脑袋。
试卷刚发下去三分钟，教室里就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叹气声。
倒不是题目有多难。
而是——最后一道大题，跟之前模拟卷的方向完全不同。
不是翻译，不是语法填空，也不是阅读理解。
是一道二十分的论述题。
题目写着——“请用法语简要论述中法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前景，并结合当前国际形势提出你的建议。字数不少于五百词。”
教室里安静了大概十秒。
然后嗡嗡声就起来了。
有人咬笔杆。有人抓头发。有人翻来覆去地看题目，好像多看两遍就能看出标准答案似的。
苏曼坐在倒数第二排。
她把题目读了三遍。
五百词的法语论述。
她平时写一百五十词的短文都费劲。
她看了一眼前排。
江晚音正低着头写字。
笔尖在纸上走得很快。没有停顿。没有涂改。像是在抄一篇早就背好的文章。
但苏曼知道她不是在抄。
因为没有人能提前知道这道题。
苏曼把笔放下了。
她突然觉得很累。
不是身体累。是心累。
从入学第一天起，她就在跟江晚音较劲。
先是成绩，然后是穿着，然后是钓鱼台的名额，然后是政审……
每一次，她都输。
每一次，她都输得比上一次更惨。
她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
她只知道——再这么下去，她连苏德明的女儿都当不好了。
她爹上周在电话里的声音，她到现在还记得。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那个姓江的，不是你能碰的人。她男人是活阎王。她自己比活阎王还狠。”
苏曼重新拿起笔。
她不写论述题了。
她把前面的基础题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能拿多少分拿多少分。
第一次，她不再看江晚音的方向。
讲台上，陈教授走了下来。
他习惯性地在过道里巡视。
走到第三排的时候，他的脚步慢了。
江晚音的试卷上，论述题已经写了大半页。
陈教授低头扫了几行。
他的眉毛挑了一下。
然后又挑了一下。
然后——他站住了。
江晚音写的不是一般的学生论文。
她在论述中提到了法国达索公司的“幻影”战斗机技术转让案例。提到了中法之间在核能领域的潜在合作空间。提到了法国正在推进的阿丽亚娜火箭计划，以及中国在运载火箭技术上可以提供的互补优势。
这些信息，有一半是公开的。
另一半——不是公开的。
至少不是一个大一学生应该知道的。
陈教授的手指微微发抖。
他抬头看了一眼江晚音。
她没有注意到他。
她在写最后一段。
笔锋稳健。收尾干净。
“……综上所述，中法科技合作的核心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双方能否建立一套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务实机制。唯有如此，合作才不会沦为某一方的施舍，而真正成为平等互利的典范。”
陈教授退后两步。
他回到讲台上。
坐下来。
端起搪瓷杯喝了一口水。
水凉了。他没在意。
他在想一件事。
这道论述题是他出的。他本来的意图，是考察学生的法语写作能力和基本的国际知识面。
他设想的满分答案，大概是流畅地写出五百词、语法无误、论点清晰就足够了。
但江晚音写的东西——已经超出了“满分答案”的范畴。
她写的不是考卷。
她写的是一份建议书。
一份可以直接递到外交部法语处的建议书。
陈教授把搪瓷杯放下。
他拿起红笔。
然后又放下了。
他决定考完之后，把这份试卷单独复印一份。
送给常老看看。
下午四点。
考试结束。
学生们陆续交卷。
江晚音是最后几个交的。
不是因为写不完。
是因为她检查了两遍。
上辈子吃过的亏太多了。每一个细节都要确认。
她把卷子放在讲台上。
陈教授朝她点了点头。
“江晚音同学。”
“陈老师。”
“你最后那道论述题——写得很好。”
江晚音笑了笑。
“谢谢老师。”
她没多说。转身出了教室。
走廊里，沈小薇急匆匆地凑上来。
“晚音姐，最后那道大题你写了多少？”
“差不多六百词吧。”
“六百？！题目要求五百啊！”
“多写一百词又不扣分。”
沈小薇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她跟江晚音相处了大半个学期，已经习惯了这种碾压式的差距。
习惯了，就不心塞了。
反倒是一种安慰——好歹人家是自己的朋友，不是敌人。
后门。
老槐树底下。
吉普车还在那里。
但陆宴臣不在车旁边。
他蹲在路边的一棵矮冬青旁。
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写字。
江晚音走过去，低头一看。
地上歪歪扭扭地刻着几个英文字母。
P-R-O-U-D。
拼写倒是对了。
但“O”写得像个鸡蛋，“D”写得像个半月亮。
“练什么呢？”
陆宴臣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背单词。”
“哪个词？”
“秘密。”
江晚音看了他一眼。
陆宴臣的耳朵尖微微发红。
她没追问。
上了车。
陆宴臣关好车门，发动引擎。
“咖啡买了吗？”
“买了。云南小粒。磨细的。”
“嗯。”
吉普车驶出小巷。
江晚音靠在座椅上，闭了一下眼。
忽然，她睁开眼。
“陆宴臣。”
“嗯？”
“今天中午你送排骨回来的时候，有没有去学校行政楼那边？”
陆宴臣的手指在方向盘上动了一下。
“路过了一趟。”
“看到什么了？”
“……高建平办公室贴了封条。”
“还有呢？”
陆宴臣沉默了一秒。
“他在一楼会议室坐着。旁边没人。门开着。”
“你进去了？”
“没有。”
“看到他什么表情了？”
陆宴臣想了想。
“像一条被拎出水的鱼。嘴张着。眼睛直直的。”
江晚音点了点头。
“鱼还没死透。”
“什么意思？”
江晚音没有回答。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大白兔奶糖，剥了糖纸，塞进嘴里。
嚼了两下。
“等考完最后一场再说。”
吉普车拐上什刹海的胡同。
六月的傍晚，后海的水面上泛着橘红色的光。
几个小孩在岸边拿弹弓打水漂。
江晚音看着窗外。
她在想——高建平在一楼会议室坐了多久了？
从上午十点到现在？
五个多小时？
他在想什么？
在后悔吗？
大概不是后悔。
是在想——还有没有翻盘的可能。
一个在副院长位置上坐了十多年的人，不会轻易认输。
他一定还会挣扎。
江晚音把奶糖咽下去了。
嗓子里甜丝丝的。
挣扎好。
挣扎得越厉害，沉得越快。
“陆宴臣。”
“嗯。”
“明天考完试，帮我打个电话。”
“打给谁？”
“上海。”
她顿了一下。
“我三姨家的电话。打通了之后，我要跟她确认一件事。”
陆宴臣没有问确认什么事。
他只是说：“好。”
吉普车拐进甲八号院的胡同口。
隔壁王大妈正在门口择菜。
看到军车回来，她抬了一下头。又低下去了。
现在整条胡同没人敢多看这辆车一眼。
更没人敢多看这辆车上下来的那个女人一眼。
这条胡同里住着形形色色的人。
但只有一户人家的院门上，挂着一把崭新的铜锁。
锁上面刻着两个字。
“陆宅”。
是陆宴臣上周用刻刀一笔一划刻上去的。
刻了一个下午。
右手疼得打颤。
但他刻得很深。
雨打不掉。风吹不掉。
谁也抹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