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5章 上海站台上，有个女人已经等了八年
六月八号。上午十一点。
上海站。
绿皮火车缓缓进站的时候，江晚音醒了。
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
大概是过了南京之后。
她靠在陆宴臣的肩膀上。
他的深蓝夹克上有一小块湿痕。
是她的口水。
她伸手抹了一下嘴角。悄悄的。
陆宴臣没有注意到。
他也刚醒。
他的右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姿势僵得像卡了机的机器人。
大概保持了一整夜，没敢动。
“到了？”他的嗓音哑得像砂纸。
“嗯。上海。”
江晚音起身。
她没有急着下车。
先从樟木箱里拿出一面小镜子，照了照。
头发有点乱。眼底有一圈淡青。
她用手指梳了两下头发，又从化妆包里拿出一支口红。
淡豆沙色。
上海牌的。
她在什刹海的时候从来不化妆。
但今天不一样。
今天她要回上海。
她要以最好的样子出现。
不是为了别人。
是为了三姨。
陆宴臣站在旁边看她涂口红。
他不太习惯看她化妆。
他觉得她不化妆就已经很好看了。
但他没说。
因为上次他说了这句话之后，江晚音回了他一句“你审美还停留在戈壁滩”。
他就不敢说了。
下了车。
上海站的站台上人很多。
远比北京站嘈杂。
空气里有一种北京没有的味道——潮湿的、带着一点咸腥的、混合着油条和葱油饼香气的味道。
陆宴臣一只手提着樟木箱，另一只手护着江晚音往出站口走。
站台很长。
人流很密。
有人扛着蛇皮袋，有人拎着鸡笼，有人把小孩顶在脖子上。
吵吵嚷嚷。
挤挤挨挨。
陆宴臣一米八五的个头，在人群里就像一根移动的旗杆。
所有人自动给他让路。
不是因为他高。
是因为他身上那股子——就算穿着便衣也藏不住的杀气。
出站口在前方五十米。
阳光从铁皮棚顶的缝隙里漏进来。
江晚音的步子慢了。
越走越慢。
陆宴臣回头看她。
她的脸色变了。
不是紧张。
不是害怕。
是一种他从来没见过的表情。
像是一个人在看一扇关了很久的门。
门后面有什么，她知道。
但她不确定——推开之后，还能不能承受。
“怎么了？”陆宴臣低声问。
江晚音摇了摇头。
“没事。走吧。”
她迈开步子。
快了几分。
出了检票口。
站前广场很大。水泥地面被太阳晒得发白。
几辆三轮车和一排黄包车的车夫在吆喝揽客。
陆宴臣扫了一圈，准备去找出租的车。
江晚音忽然站住了。
她的目光定在了广场左侧的一根电线杆旁边。
电线杆下面站着一个人。
一个女人。
五十岁出头。
身材瘦小。脊背有点弯。
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棉布外套。
脚上是一双黑色平底布鞋。
头发用一根木簪子别着。灰白相间。
她手里拎着一个竹篮子。
篮子里铺着一块蓝印花布。
布下面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什么。
她在往出站口的方向张望。
脖子伸得很长。
眼睛眯着。
像是在找人。
但人太多了。她看不清楚。
江晚音的呼吸停了一秒。
她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陆宴臣感觉到了她的异常。
“认识？”
江晚音没有回答。
她的眼眶红了。
“三姨。”
她的嘴唇动了一下。
声音很轻。
轻到陆宴臣差点没听到。
然后她走了出去。
步子越来越快。
高跟鞋在水泥地上敲出急促的声响。
哒。哒。哒。哒哒哒——
电线杆下面的女人终于看到了她。
女人的身体僵了一下。
像是不相信。
她揉了揉眼睛。
又看了一遍。
然后——竹篮子从手里滑落了。
蓝印花布散开。
里面是两罐头的水果罐头。一包酥糖。一小瓶桂花头油。
还有一条——崭新的、叠得整整齐齐的、淡粉色的细棉纱围巾。
女人的嘴张开了。
喊出来的第一个字，是哭腔。
“晚——晚音——”
江晚音冲过去了。
一头扎进了那个瘦小的怀抱里。
两只手紧紧地搂住那副弯曲的脊背。
她没有哭出声。
但整个人在发抖。
从肩膀到指尖。
都在抖。
周玉兰也在抖。
她的手伸出来。
颤颤巍巍地摸着江晚音的头发。
摸了一遍。又一遍。
“瘦了。长高了。头发长了。嗯。好。好。都好。”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滴在江晚音的肩膀上。
把那条淡灰色的真丝围巾打湿了一小片。
站前广场上来来往往的人，有的停下看了一眼。有的绕道走了。有的面无表情地路过。
没有人知道这两个女人之间隔了什么。
八年。
一千多公里。
一场又一场的运动。
一张又一张的表格。
一个被下放到西北戈壁滩的父亲。
一个留在上海独自守着空房子的姨妈。
一个从来没能好好说过一声“再见”的小女孩。
陆宴臣站在五步之外。
他把散落在地上的竹篮子捡起来。
水果罐头。酥糖。桂花头油。细棉纱围巾。
他把东西一样一样地收好。
蓝印花布重新铺平。
篮子放在电线杆旁边。
他没有走过去打扰她们。
他知道——有些时刻不需要他。
他只需要在旁边站着。
等她哭完。等她笑完。
然后接她回家。
不管“家”在哪里。
大概过了三四分钟。
也许更久。
江晚音松开了手。
她退后一步。抬起头。
用手背擦了一下眼角。
口红花了一点。
她不在意。
她低头看着周玉兰。
“三姨。”
“嗯。”
“我回来了。”
“嗯。回来了。”
“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江晚音转过身。
朝陆宴臣招了一下手。
陆宴臣走过来。
左手拎着竹篮子。右手提着樟木箱。
一米八五。
深蓝夹克。
站在五十岁出头的小个子周玉兰面前，像一棵白杨树站在一丛矮冬青旁边。
“三姨，这是陆宴臣。我爱人。”
周玉兰抬头望着他。
使劲仰着脖子。
她看了大概五秒钟。
从头顶看到脚底。
然后她开口了。
声音还带着哭腔。
但嘴角弯了一下。
“这么高啊。”
陆宴臣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这辈子在谈判桌上当过壁花。在擂台上拿过三次全军冠军。在纪检组面前眼都不眨。
但此刻——
面对一个拎着竹篮子的五十岁上海女人的一句“这么高啊”——
他紧张了。
他下意识地站直了腰板。
然后叫了一声。
“三姨好。”
声音有点硬。
像是背课文。
周玉兰看了他一眼。
又看了一眼江晚音。
“长得端正。”
然后她弯腰。
从他手里接过竹篮子。
揭开蓝印花布。
把那罐水果罐头拿出来。
递给陆宴臣。
“吃。路上饿了吧？”
陆宴臣接过罐头。
“不饿——”
“吃。”
周玉兰的语气不容商量。
跟江晚音一模一样。
陆宴臣看了一眼江晚音。
江晚音微微笑了。
他立刻明白了。
原来这种不容商量的语气——是遗传的。
三个人站在上海站的站前广场上。
六月的阳光透过梧桐树的叶子洒下来。
斑斑驳驳。
远处有黄包车的铃铛声。近处有小贩的叫卖声。
周玉兰牵着江晚音的手。
不肯松开。
“走。回家。三姨给你做小馄饨。虾仁的。你小时候最爱吃的那种。”
“好。”
“皮要擀薄的。馅要打一百二十下。”
“知道。三姨擀的皮最薄。”
“那当然。你妈当年都说——全上海虹口区就我擀的皮最薄。”
“嗯。”
江晚音轻轻应了一声。
她没有松开三姨的手。
陆宴臣跟在后面。
左手拎篮子。右手提箱子。
他走得很稳。
但他的心在跳。
不是因为紧张。
是因为——他在周玉兰的脸上，看到了一种他极少见到的东西。
那种看着江晚音的眼神——
是一个母亲看孩子的眼神。
江晚音没有了母亲。
但她有三姨。
她的三姨——在上海站的电线杆底下，站着等了不知道多久。
篮子里装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她精心准备的。
水果罐头。酥糖。桂花头油。细棉纱围巾。
全是一个长辈能给晚辈的最好的东西。
在1978年的上海。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
一罐水果罐头大概要一块多钱。
一瓶桂花头油大概五毛钱。
一条细棉纱围巾——
陆宴臣低头看了一眼篮子里那条叠得整整齐齐的淡粉色围巾。
围巾的边角缝着三个小字。
手绣的。
针脚细密。
“江晚音”。
他的眼眶热了一下。
他没让自己哭。
他只是把篮子换到了右手。
然后加快了两步。
走到江晚音的另一边。
三个人沿着站前的大马路往前走。
陆宴臣回头看了一眼上海站的站名牌。
他记住了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
热。湿。吵。挤。
空气里有桂花头油和油条的混合味道。
以及——一个等了八年的女人手里，竹篮子的竹篾香。
他转回头。
前方的路很长。
周玉兰的家在虹口区的一条弄堂里。
走路要半个多小时。
江晚音说不用坐车。
她想走着去。
她想一步一步地走回那条记忆里的弄堂。
陆宴臣没有反对。
他只是把樟木箱扛上了肩膀。
腾出一只手来。
悄悄地——
从背后，接过了江晚音手里那条散开的围巾带。
免得她踩到。
她没有发现。
但周玉兰看到了。
老人家什么都没说。
只是低下头。
嘴角弯了弯。
然后继续走。
弄堂就在前面。
箱子也在弄堂里。
而箱子里的东西——
将在明天，改变很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