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2章巴黎的门票不好拿
八月的北京热得人发昏。
江晚音在ICOM参会提案上花了整整十二天。
常老要求的材料不是一份简单的申请表。
提案里必须包含学术报告摘要、文物追索的法律依据综述、中方在国际文物保护领域的立场声明，以及一份“非正式磋商”的议题清单。
每一项都要经过外交部、文化部和国防科工委三方联审。
这意味着江晚音要同时用三种口吻写同一份东西——外交部要“措辞稳妥，不能刺激西方敏感神经”，文化部要“立场鲜明，彰显文物归还的道义正当性”，国防科工委那边更干脆：“写清楚就行，别整虚的。”
三个婆婆，一个媳妇。
江晚音第四天就写崩了。
“我不干了。”
她把钢笔拍在桌上，冲正在削苹果的陆宴臣宣布。
陆宴臣削苹果的手没停。
“哪段卡了？”
“法律依据综述。”
江晚音揉着太阳穴。
“国际法里关于战时文物掠夺的公约至少有四个——1899年海牙公约、1907年海牙章程、1954年海牙公约、还有去年刚通过的UNESCO建议书。但咱们那三十二件的情况复杂，有一部分是战时流失，还有一部分可能是战后通过私人交易出去的。适用哪条，各方说法不一样。”
陆宴臣把削好的苹果切成八瓣，插上牙签递过去。
“那就两条都写。战时的走一套法理，战后的走另一套。让审稿的人自己选。”
江晚音叼着苹果看他。
“你什么时候懂国际法了？”
“不懂。但你写的那摞东西我看了两遍了。”
“……你偷看我的稿子？”
“不是偷看。你睡觉的时候掉地上了，我捡起来顺便看了看。”
江晚音胸口一股火噌地窜上来，但又不知道该朝谁发。
因为他说的有道理。
她咬了一口苹果，恨恨地继续写。
写到第十天，提案终于成形。
二十八页，中英法三语。
江晚音用了三种颜色的墨水标注修改痕迹，看上去跟一幅抽象画似的。
第十一天，她坐着陆宴臣的车，先去了外交部条法司。
方处长看了半个小时。
在第七页的注释上划了两道杠，第十二页的措辞上改了三个词，其余全部签字放行。
“写得不错。”
方处长摘下老花镜，“但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的参会身份。ICOM要求代表团成员具备学术或文博系统的正式职称。你是外贸局的副处长——现在是处长了——不对口。”
江晚音早就料到了这一关。
“我是外交学院在读学生，导师是国际法方向的陈教授。我可以以'外交学院特聘研究员'的名义参会。”
方处长看了她一眼。
“外交学院那边同意？”
“我还没问。”
“那你先去问。”
方处长把提案还给她，“身份问题解决了，后面的流程我来推。”
下午，江晚音又赶到外交学院。
王院长的办公室门口，她撞上了一个人。
那人四十来岁，穿着中山装，胸前别了个校务处的牌子。
看到江晚音愣了一下，然后堆出一个笑脸。
“江处长——哦不，该叫江同学了。好久不见啊。”
江晚音认出了他。
教务科的副科长邓昌明。
高建平在的时候，此人是高建平的跟班，什么端茶倒水、传话跑腿的活儿都干。
高建平倒台以后，他夹着尾巴做人，老实了大半年。
“邓科长。”
江晚音客气地点了点头，“我找王院长。”
邓昌明侧身让路，嘴上还在笑。
但江晚音经过他的时候，注意到他手里夹着一个信封。
信封上没有写名字，封口是敞开的。
她没有多想，径直走进了王院长的办公室。
王正昌院长正在批文件。
看到江晚音进来，放下了笔。
“晚音，坐。什么事？”
江晚音把ICOM的参会公函和自己的提案摘要放在桌上，开门见山。
“院长，ICOM明年春天在巴黎有一场关于流失文物追索的研讨会，外交部建议我牵头参会。但参会需要学术身份——我想以外交学院特聘研究员的名义挂靠。”
王正昌翻了翻公函和提案。
“常老的批示我看到了。你的业务能力没得说。但——”他顿了顿，“特聘研究员的名额需要院务会投票。你知道的，高建平虽然走了，但他当年安排的人还有一些留在院务会里。未必所有人都会同意。”
江晚音知道他在说谁。
高建平倒台的时候，教务科有三个人被牵连。
邓昌明是唯一一个因为“协助程度轻微”被保留职务的。
但这个人脑子活，处事圆滑，又跟几个院务会委员私交不错。
王正昌不方便在面上得罪他，只能含糊提醒。
“院长的意思是，有人会反对？”
“不一定是反对。”
王正昌斟酌着用词，“可能会提出一些——程序上的问题。比如你的在读学生身份能不能评特聘。比如你长期借调在外，课程学分是否达标。这些问题不大，但如果有人揪着不放，院务会就会拖。一拖，就赶不上ICOM的报名截止时间。”
江晚音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敲了两下。
“截止时间是什么时候？”
“十月三十一号。”
也就是说，她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搞定院务会的投票。
“院长，我的课程学分差几个？”
王正昌翻了翻桌上的卷宗。
“差两门选修课。一门国际法专题，一门外交文书写作。这两门课你因为借调缺了期末考试，成绩栏是空白的。”
“什么时候可以补考？”
“下学期开学第一周，九月初。”
江晚音站起来。
“我去补考。两门全过了，学分补齐，邓昌明就没有理由在院务会上拖。”
王正昌点头。
“这是最稳的办法。”
江晚音走出院长办公室的时候，走廊里已经空了。
邓昌明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的。
她低头看了看地面。
走廊的水磨石地板上，邓昌明刚才站过的位置旁边，有一小片水渍。
不是脚印，是水杯或者茶壶外壁的凝露滴下来的。
说明他在门口站了很久。
听了多少，不知道。
江晚音没有声张。
她把提案塞进帆布包，走出了教学楼。
校门口，陆宴臣靠在吉普车上等她。
“怎么样？”
“得补考两门课。”
“什么时候？”
“九月初。”
陆宴臣拉开车门。
“那从今天开始，晚上我陪你复习。”
“你连国际法是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但我可以给你削铅笔、泡咖啡、炖燕窝。”
江晚音坐进车里，把帆布包抱在怀里。
“还有一个人，邓昌明。高建平以前的跟班。”
“我知道他。怎么了？”
“我出来的时候，他在院长门口站着。可能听到了。”
陆宴臣的眼神变了一下。
“要不要查？”
“先不急。”
江晚音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
“他如果真要搞事，得先等我补考。考过了，他就没牌打。考不过——”
“不可能考不过。”
江晚音睁开一只眼看他。
“你倒是对我有信心。”
“废话。”
陆宴臣发动车子。
“全省状元还能被两门选修课难住？你要是考不过，我把纠察队的大印吃了。”
江晚音被他逗得笑出来，一天的疲惫消了大半。
但笑完之后，她又想起了邓昌明手里那个没封口的信封。
里面装的什么，送给谁的，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高建平虽然走了，但他留下的种子还埋在土里。
拔草这种事，急不来。
得等它冒头了，再一把薅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