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这是聪明的选择，只是对母亲和二姐和小妹不公。

小妹说（写道）：“大姐走，村里谁都不知道，像做贼似的，让人嚼够舌头，也让我们耳朵受够折磨，被各种流言蜚语磨起茧。”

大姐走后，家里只剩小妹和母亲。二姐本来就少回家，她是裁缝，十二岁去镇上学艺，小十年下来，已是镇上数一论二的裁缝师，名声在外，不愁生活。小妹说，自父亲坐牢后，二姐一列不接自己村的生活，是躲的意思。惹不起，躲得起。她有这个条件，可以用剪子、针线把自己裁成、剪成、缝成跟这个家名存实亡的关系，长年不回家，偶尔回也是来去匆匆，公事公办的样子。她回来仅一件事，给母亲交钱。母亲每个月都要去探监看父亲，一百多公里路程，转两回车，搭一趟轮船，来回盘缠全靠二姐供。她是家里当时唯一见得着收入的人，也是唯一让人忌惮的人。

一次，蒋琴声找我二姐去做一件的确良衬衫，发现左右袖子钉反了，蒋琴声很生气，找上门，指责二姐说：“都说你手艺好，就这水平，不怕人笑掉大牙。”二姐做人的水平顿时体现出来，既不窘也不迫，只是哈哈笑，说：“还不是因为你长相好，想多看你一回。”不少人说，我二姐最像父亲，长得像，人也像，眼睛会笑，嘴甜，哄人的水平比针线活好。不同的是，她打小没人宠，不像父亲被宠上天。家里的地位她最尴尬，上面有姐，下面有弟妹，她怎么说都是多的，尬的，所以打小吃冷眼，坐冷凳，得不到顾惜，所以早早（十二岁）被送出门去自谋生活。因此，她生活能力特别强，能吃苦耐劳，有主见，早早在外面自己找了对象，对家里则没有特别深的感情，包括对我也下得了手。我见过她的泥水匠对象，是个沉默又冷漠的人，有些凶蛮，不过在二姐面前只是个奴才，一切言听计从，唯命是从。这也是父亲的水平，把母亲哄得情愿为他死。

小妹说（写道）：“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二姐是家里唯一靠山，虽然她不在家里待着，但对那些想欺负我们的人来讲，她又是无时不刻在的。她把父亲的三角锉刀送给她对象，让他别在腰上，端一张冷酷的脸，在村庄里走一圈，连狗都避着他。就这样，替我和母亲撑起一顶保护伞。”

眼看好端端一个家，坐牢的坐牢，决裂的决裂，死的死，逃的逃，凋零成不像样，母亲也不想撑了。大姐走后不久，她很决绝，卖掉家里所有牲畜和值钱的家当，卷起铺盖，带着小妹，去了父亲坐牢的县，在监狱附近镇上搁下来，讨生活。这样至少可以节约去探监的盘缠，一个月一次，以前要花光二姐起早摸黑挣来的血汗钱，现在可以省下来，攒起来，给她将来备嫁妆。母亲的这个选择，是破釜沉舟，拼命了，拼了命也要确保父亲活着出来，重振家业，并指望小妹能招婿上门，给咱家传递香火。

“只是我们实在太苦了。”小妹说（写道），“开头半年，我们过着比叫花子还要可怜的生活，住没有窝，吃没有下一顿，天一亮就四处讨生活做，掏粪坑，扫大街，做保姆，拉板车，到工地装货、卸货，去医院卖血、给病人当护工，等等。总之，除了没有要饭，只要能吃到饭，我们什么事都做，什么罪都吃。”

直到后来，因为经常去监狱，认得一个管事的狱警，是个厚道人，可怜这母女俩，定时给她们排一些被褥洗，算是有一份相对固定的收入，日子才一点点好过起来。所谓好过，不过是不忍饥挨饿而已，体面和尊严是一丝没有的，连镇上的狗都瞧不起她们。狗还有主人和熟悉的狗友，她们什么也没有，人生地不熟，天涯沦落人，如丧家之犬，流浪野猫。这里是海边，是平原，连空气和月亮都和山区不一样，认不得她们，她们也不认得它们—空气是那么黏稠潮湿，跟待在猪圈里似的；月亮是那么圆大绿亮，跟钻在镜子里似的；远方的地平线是那么远，月光阳光都追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