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父亲（修）
林深到唐人街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他把车停在街角，穿过人群，走进“林记烧腊”。橱窗里的烧鸭和叉烧在暖黄色的灯光下泛着油亮亮的光，玻璃上蒙着一层薄薄的蒸汽。透过蒸汽，他看到父亲站在斩料台后面，正在用那把大菜刀砍烧鹅。
店里的客人不多。角落里坐着一对老夫妻，在吃烧鸭饭，不说话，各自低头扒饭。收银台上的电视在放粤语长片，一个穿旗袍的女人在唱一首很慢的歌，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爸。”林深说。
他父亲抬起头，看到他，笑了一下。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把打开的扇子。“嚟咗？坐低先，就快好。”
林深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桌上放着一壶普洱茶，已经泡了很久，茶汤颜色深得像酱油。他倒了一杯，喝了一口，苦得他眯了一下眼睛。窗外的唐人街在暮色里慢慢亮起了灯——红色的、黄色的、蓝色的，霓虹灯管交叠在一起，把整条街照得像一个巨大的灯笼。
他父亲端着一盘烧鹅从厨房里走出来。烧鹅是刚出炉的，皮脆得发亮，油还在冒泡。他把盘子放在林深面前，又转身去拿了一碗饭和一双筷子。
林深看着那盘烧鹅，想起小时候，每次考试考得好，父亲都会烧一只烧鹅给他。整只的，不切，让他用手撕着吃。他的手指会被油弄得黏糊糊的，母亲会在旁边皱着眉说“脏死了”，但从来不拦他。
“食啦。”他父亲坐在对面，看着他，“瘦咗。”
“你上次也这么说。”
“你上次都瘦咗。”
林深夹了一块烧鹅放进嘴里。皮是脆的，肉是嫩的，油在舌尖上化开，带着一种熟悉的甜味和淡淡的五香。
他父亲没有吃。他坐在对面，双手放在桌上，看着林深吃。灯光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把那层银色照得更亮了。他的手上有烫伤的疤痕，有刀伤的口子，有常年握菜刀磨出的老茧。那是一双做了三十年烧腊的手，是一双把儿子养大的手。
“你最近做紧咩？”他父亲突然问。
林深的手指在筷子上停了一下。“做嘢。”
“做咩嘢？”
“案子。”
他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
茶已经凉了，但他没有皱眉，喝得很慢。
“你上次讲，你把伞放喺朋友屋企。”他父亲说，“咩朋友？”
林深没有立刻回答。他夹了一块烧鹅，放进嘴里，嚼了很久。烧鹅的味道还在，但他尝不出甜味了，只有咸。
“一个朋友。”他说。
“男定女？”
林深的手指攥紧了筷子。他和他父亲之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对话。
他们不谈感情，不谈心事，不谈那些会让两个人都不舒服的东西。他们只谈烧鹅，谈天气，谈“你食咗未”。这是他们之间的规矩。
现在，他父亲在打破这个规矩。
“男。”林深说。
他父亲没有露出任何表情。他的脸像一块被风干了的木头，没有愤怒，没有失望，没有惊讶。他只是点了点头。
“做咩㗎？”他父亲问。
林深放下筷子。他看着桌上那盘烧鹅，油已经凝了，在盘底形成一层薄薄的、琥珀色的油脂。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Adrian是做什么的？他没有工作——至少没有正经工作。
“第二机会”基金会给了他一个职位，但他还没正式入职。在那之前，他靠家族信托基金生活。一个靠信托基金生活的、假释中的、杀了五个人的连环杀手。
“他暂时冇做嘢。”林深说。
他父亲没有追问。他站起身，走到收银台后面，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包。
红色的信封，上面印着金色的“福”字，封口处贴着一张小小的透明胶带。他走回来，把红包放在林深面前。
林深看着那个红包，愣住了。
“你做咩？”
“你拎去。”他父亲把红包往林深的方向推了推，“第一次见面，唔可以两手空空。”
林深看着那个红包，又看着他父亲。他的父亲站在桌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瘦削的手腕和上面那个戴了二十年的老式手表。他的眼睛很小，眼角的皱纹很深。
“爸，佢唔系我——”
“我知。”他父亲打断他，“你唔使讲。我知。”
林深看着他父亲，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但什么都说不出来。
他低下头，拿起那个红包，攥在手里。红包很薄，里面应该只有一张纸币。
二十块？
五十块？
他父亲从来不是一个大方的人，但对客人从来不吝啬。
烧腊店的客人第一次来，他父亲会多切几块叉烧，笑着说“试下啦，唔好食唔收钱”。
“佢叫咩名？”他父亲问。
“Adrian。”
“Adrian。”他父亲重复了一遍，发音很怪，“外国人？”
“混血。佢奶奶系华人。”
他父亲点了点头，好像在确认什么。“佢对你好唔好？”
林深抬起头，看着他父亲。他想说“好”，但这个词太轻了。
Adrian对他的好，不是送礼物、说情话、做浪漫的事。是记住他喝咖啡不加糖不加奶，是在他睡着的时候给他盖毯子，是查路况告诉他哪条路不堵车，是学会用不标准的发音叫他的名字。
是这些细碎的、不值一提的、像沙子一样小的东西。但沙子积多了，会变成沙漠。他不知道这个比喻对不对，但他觉得沙漠挺好的——大，沉默，什么都不说，但什么都有。
“好。”林深说。
他父亲看着他的眼睛，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一下，拍了拍林深的肩膀。手掌很大，很厚，很暖，带着烧腊店里那种油脂和炭火的味道。
“好就得了。”他说。